Shuning's Blog

微笑、靜默、祈禱、愛—許書寧的分享部落格

《沉默》之後(第十三回)

速寫(遠藤周作取材旅行時隨身攜帶的玫瑰念珠、望遠鏡與筆記簿)

速寫(遠藤周作取材旅行時隨身攜帶的玫瑰念珠、望遠鏡與筆記簿)

黑暗中的曙光

遠藤周作《沉默》的創作背景,是信仰迫害最為激烈的年代。

在那之後,德川幕府完成鎖國,開始了閉門造車的獨裁統治。各地豎立起禁教的告示牌,嚴格取締基督信仰。為了斬草除根,政府強行實施「檀家制度」,也就是讓佛寺掌控出生、死亡、婚嫁、住址、職業、旅行等資訊。所有國民都必須隸屬於某一座佛寺,每年繳交蓋有廟印的戶口名簿,並隨時舉報或更新資料。

對於執政者而言,「檀家制度」不僅能抵制基督徒,更是一舉兩得的統治手段。因為,百姓既有固定廟籍,廟方自然沒了爭取信徒、擴展領域的需求。也就是說,在官方保證的穩定財源下,佛家各宗派的「向上心」與「生命力」也於無形中削減。

從古至今,蓬勃發展的宗教力量一向是讓執政者頭疼的威脅。早在十一世紀末期,掌握強權的白河太上皇就曾怨嘆,世上只有三件事無法稱心如意:「賀茂川的氾濫、骰子的數字、比叡山的和尚」。因此,德川幕府不僅取締基督信仰,更間接削弱了佛教各宗派的力量。在那狡獪的「糖果與皮鞭」政策下,佛家與基督信仰同為受害者。

雙方既然都受迫害,在慈悲與追求真理的層面上又互有交集;因此,會產生「惺惺相惜」的心態絕非意外之事。表面上,舉國上下皆信奉佛教,基督信仰的根卻從未斷絕,反而進入隱姓埋名的「潛伏時期」。必須落籍於佛寺的政令成了基督徒的極佳掩護。事實上,有許多佛寺「心知肚明」地保護旗下的信友家庭。直到今天,依然可在各地古剎中見到潛伏基督徒的遺跡。譬如:被偷偷埋在地藏王菩薩腳下的切支丹燈籠、暗藏於寶庫裡的瑪利亞觀音像、劃著十字的墓碑、刻有耶穌會標記的銅鐘、曾在神學院境內的古井…等。

長崎市街上的秋季大祭一景

長崎市街上的秋季大祭一景

每次閱讀這段時期的相關史料,總令我感動莫名。

歷史的檯面上,是極為兇殘、叫人不忍目睹的迫害與殉道。可是,在那些紀錄背後,卻存在著許多不知名的小人物,無意識地實踐了保祿的「為的是總要救些人」。基督徒偽裝成佛教徒,佛寺默默保護著基督徒。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信仰宛如厚重積雪下的涓涓細流,不間斷地往前進,耐心等候劃破暗夜的曙光。

就這樣,兩百多年的歲月靜靜流逝。

作家夢枕獏曾把盛唐時期斑斕絢爛的長安城比喻做「掛在枝頭上﹑熟透到隨時可能掉落的果實」,那其實也是鎖國時期日本的忠實寫照。沒有內憂外患的江戶治世,執政者高枕無憂,老百姓安居樂業,文化藝術發展到極致。另一方面,安逸的生活卻逐漸腐蝕國力與民心,以至於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准將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艦隊前來敲打國門時,形同虛設的政府軍毫無招架之力,不堪一擊。隔年,日美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港通商,為長達兩個多世紀的鎖國時期畫上休止符。

日本的國門既開,各國官商一舉湧入。為了應付新移民的宗教需求,執政者勉強答應外國人在僑居地興建教堂,對於本國人民的禁教令卻嚴厲依舊。

長崎大浦天主堂

長崎大浦天主堂

一八六五年二月,長崎南山手地區的小丘上,一座美麗的木造天主堂舉行了啟用典禮。那座教堂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照管,被奉獻給日本二十六聖人,隔著港灣遙遙面對聖人們的殉道地西坂。教堂的名稱是大浦天主堂,卻被當地人喊成「法國廟」。興建當時吸引了許多好事的居民。眾人扶老攜幼前來觀賞,帶著逛廟會的心情指指點點,對立於坡頂的奇特建築品頭論足。有些較大膽的甚至偷溜入內參觀,一經監視的幕府官差吆喝,遂不敢再接近。日子一久,居民習慣了「法國廟」的存在,看熱鬧的人也就少了。

一個月後的下午,本堂神父柏若望(Bernard Petit Jean)正跪在祭壇前祈禱,忽然聽見有人悄聲進門。那是一群膚色黝黑的村夫農婦,張著大口四處打量聖堂內部的擺設。神父原本不以為意,繼續祈禱,其中一位婦人卻湊上前來,帶著凝重的表情說:

「外國人,外國人。你的心,我們的心,是一樣的。」

神父尚未反應過來,她又接著問:

「Santa Maria的聖像在哪裡?」

柏若望神父赫然明白,站在自己眼前的,正是傳說中的「潛伏基督徒」。

那個相遇的瞬間,是震驚海內外教會的「信徒發現」事件,更是睽違兩百多年的「信仰宣示」。從教會的角度看來,固然是神父發現信徒。換個方向,卻是群羊無首的基督徒重新發現了神父。「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總算等到了那一道從未消逝的皓光。

描繪「信徒發現」的紀念碑

描繪「信徒發現」的紀念碑

「信徒發現」後,長崎的基督徒再度忍受慘無人道的迫害與放逐。他們屢遭淬鍊,但是,就連一九四五年落下的原子彈也無法奪去他們的信仰。聖堂一再被摧毀,卻也一再重新站立。直到今天,長崎的教堂鐘聲響亮依舊,按時提醒人們舉目望天,讚美感謝。

《沉默》的長崎,是基督徒的原鄉。

在那塊飽受祝福的土地上,前仆後繼地印著無數的腳印;有人成聖,有人跌倒,有人歡笑,也有人哀哭。聖方濟沙勿略、二十六殉道聖人、費雷拉、若瑟佳蘭、以及無數像吉次郎的無名角色……都以各自的方式,走上了無玷羔羊的神聖祭台。

 童年的夏夜,母親曾經買給我一個走馬燈。現在,我已寫完那些人的故事,他們的人生卻像走馬燈的光影,依然纏繞在我的眼簾中,時而顯現,時而消失。那些角色擁有一個共通的命運:同為日本人,都與耶穌有關係。光憑這一點,他們就是我的親人,就是我的同胞。

(摘譯自《走馬燈~那些人的人生》後記/遠藤周作)

 

本文刊登於7/10天主教周報

(正文完,敬請期待番外篇)

由長崎港遠眺市區

由長崎港遠眺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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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11, 2016 Posted by | 2013 長崎之旅,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2 則迴響

《沉默》之後(第十二回)

刊登於6/12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刊登於6/12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聖牌事件與長助阿春

前文已述,為了洗刷費雷拉汙名而赴日的若瑟佳蘭神父,也就是遠藤周作《沉默》書中洛特里哥的真實人物,棄教後的命運與費雷拉截然不同。

踩上踏繪後,費雷拉成了幕府的翻譯員,協助官方迫害基督徒,並傾囊傳授醫療與天文學問;根據史料顯示,他晚年曾定居於長崎,在行動上享有較高度的自由。另一方面,若瑟佳蘭神父被移送到江戶(今日的東京),軟禁於井上筑後守的住處。在那裡,他得到了一個剛被處死的囚犯名字「岡本三右衛門」,也被迫一併接收了那人的遺孀。岡本夫婦遂在那座美其名為「基督徒宅邸」的收容所中度過餘生,再沒有踏出一步。

表面上,政府相當禮遇「跌倒的司鐸」,不僅提供官餉,更安排奴婢供之使喚。奉派服侍若瑟佳蘭神父的第一位僕役名叫「才三郎」,接著則是「角內」。關於這兩名僕役的出身或經歷,史上並無任何記載。在那不講究生命尊嚴的時代,無關緊要的小人物原本輕如鴻毛,不值一提。然而,圍繞著若瑟佳蘭神父的這兩名僕役,卻「鬧」出了令官府坐立難安的奇妙事件。

「基督徒收容所出了基督徒!」

延宝四年(1676年)秋天,宅邸內發生了一起竊盜案。為了尋覓贓物,官吏展開地毯式搜索,並詳細檢查所有個人物品。調查過程中,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有人發現,若瑟佳蘭神父的僕役「角內」隨身攜帶的小布包內,竟有一枚刻著伯多祿頭像的聖牌。那個發現引發了軒然大波。

「角內」辯解說,自己是看到前任僕役「才三郎」丟在田裡,好奇撿來保存的;「才三郎」卻也是同樣的說詞,堅稱聖牌不是自己的,而是在宅邸內撿到的。儘管兩人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不是基督徒,卻都因知而不報而慘遭處死。那面聖牌究竟來自何處?嫌疑自然落在二人先後侍奉的「岡本三右衛門」(若瑟佳蘭神父)身上。對於這個「背後的主嫌」,政府採用的是更殘酷的懲罰。他們知道基督信仰的教義不允許自我了斷,便刻意不追究,讓若瑟佳蘭神父在自責中繼續活得宛如行屍走肉。

《沉默》書尾的附錄中,遠藤周作也安排了類似的「聖牌事件」,主角則被替換成那個哀哀乞憐的「吉次郎」。至於「吉次郎」怎麼成了服侍洛特里哥的僕役?聖牌事件後他的下場又如何?在書裡書外都成了不解之謎。不過,無論史實或小說,都沒有交代「岡本三右衛門」的言行反應,彷彿被刻意忽視一般。跌倒後的若瑟佳蘭神父好似舞台上掛名的空殼子,僅剩一個接收來的名字。因此,後人也只能藉著圍繞在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旁敲側擊他悲哀的後半生。

天主的道,決束縛不住

「才三郎」和「角內」被處死後,緊接著服侍若瑟佳蘭神父的,是一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夫妻:長助與阿春。

長助與阿春的人生,自起初就是悲劇。他們誕生於牢內,是死刑囚在獄中產下的第二代。在那嚴奉階級世襲的時代,囚犯的後代只能是囚犯,奴隸的後代也只能是奴隸,絕無翻身的可能性。因此,長助與阿春奉命成了夫妻,也奉命成了若瑟佳蘭神父的奴婢。他們並不明白那位高鼻子淡眼睛的異國人究竟犯了甚麼大罪,以至於和自己一樣永遠出不了宅邸的大門。話說回來,追根究柢向來不干他們的事。因此,倆人只知道謹守本分,不聞不問,柔順地服侍同為獄中囚的主人。

數年後,若瑟佳蘭神父以八十四歲高齡病歿,總算出了「基督徒宅邸」大門,被葬在附近的佛寺「無量院」內。兩百多年後,無量院成了廢寺,若瑟佳蘭神父的墓碑(遺骨早已灰飛煙滅)被草草遷至東京的雜司谷墓園,埋沒於荒煙漫草中,乏人問津。第二次大戰末期,一位研究日本信仰史的義大利籍慈幼會神父發現了那座斑剝的墓碑,千辛萬苦地求得許可並接收。現在,若瑟佳蘭神父的墓碑被安置於慈幼會的東京調布會院中。碑上的戒名與忌辰鮮明依舊,頂端則蓋了只石頭雕成的圓帽子;據說,那形狀參考的是大航海時代歐洲傳教士常戴的皮帽。

發現若瑟佳蘭神父墓碑的慈幼會士Tassinari

發現若瑟佳蘭神父墓碑的慈幼會士Tassinari

現存於慈幼會東京調布會院內的若瑟佳蘭神父墓碑

現存於慈幼會東京調布會院內的若瑟佳蘭神父墓碑

若瑟佳蘭神父死了,長助與阿春的人生卻得繼續下去。

那時,德川幕府已經完成鎖國,表面上也除淨了國內的基督徒。因此,被軟禁於「基督徒宅邸」的人口只減無增;到最後,僅剩下幾位曾經服侍過棄教司鐸的奴婢,苦守著已然失去存在意義的空宅。

時光流轉,長助與阿春年近初老。主曆1709年的冬天,基督徒宅邸不期然增添了一位新居民:來自義大利的希多啓神父(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禁教鎖國期間最後一個登陸日本的天主教司鐸。

希多啓神父與若瑟佳蘭同樣出身於西西里島,是巴勒摩地區的貴族。他一心渴望到日本傳福音,長期計畫之後,剃髮佩刀偽裝成武士,從九州的鹿兒島海岸偷偷潛入,卻馬上被逮捕。經過長達兩周的繁複審訊,政府決議將之終身軟禁。於是,希多啓神父被送入江戶的基督徒宅邸,照樣由長助與阿春侍奉。

不同於以往的居民,希多啓並非「棄教」司鐸。因此,他享有高度的信仰自由,在房內貼了個紅紙剪成的十字架,日夜照表操課,守齋祈禱。此外,神父生性溫良謙和,很受人喜愛。只要他乖乖守法「不傳邪教蠹害百姓」,有時甚至能在官吏的陪同下出外觀光。眾人相處甚歡,平安無事。

四年後,長助與阿春忽然自首,宣稱已經受洗成為基督徒。

那消息令官方大為震怒,遂下令將兩人分別監禁,並把希多啓神父丟入陰暗冰冷的地牢中。後來,長助與阿春夫婦相繼病亡,希多啓神父也衰竭致死。三人被草草葬在院內,「基督徒宅邸」正式走入歷史。

兩年前,在東京小日向地區的「基督徒宅邸」遺址下,挖出了三具江戶時代的人骨。經過DNA鑑定,發現其中一人是身高170公分以上的義大利男子,極有可能是禁教時期的最後一位天主教司鐸希多啓神父。至於其他兩具日本人遺骨,或許就是長助與阿春。

出土於「基督徒宅邸」遺址,極有可能是希多啓神父之遺骨

出土於「基督徒宅邸」遺址,極有可能是希多啓神父之遺骨

畢生身陷囹圄的長助與阿春,先後侍奉了若瑟佳蘭與希多啓神父。他們內的信仰何時被種下?又如何萌芽生長?已然無從追究;正如經上所說:「為了這福音,我受苦以至帶鎖鏈,如同兇犯一樣;但是天主的道,決束縛不住。」(弟後二9)儘管如此,又有誰能夠否認若瑟佳蘭神父為撒種者的可能性?

踩了踏繪的洛特里哥,棄教司鐸若瑟佳蘭……藉著沉默的後半生,無聲地高唱獻給天主的哀歌。

從今以後,我將以不同於從前的方式愛祂。為能認識那份愛,至今發生的一切都不可或缺。我是國內最後一個天主教司鐸。此外,我也知道祂並不沉默。就算祂真的沉默,也將有我的人生來宣揚祂。

(摘譯自《沉默》/遠藤周作)

 

(待續)

希多啓神父帶來日本的「拇指聖母像」(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希多啓神父帶來日本的「拇指聖母像」(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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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16, 2016 Posted by |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第十一回)

默默守護皓臺寺的老樟樹(刊登於5/15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默默守護皓臺寺的老樟樹(刊登於5/15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費雷拉的「在那之後」

那些人,早已死在遙遠的過去。
可是,當我仔細調查每一個腳色,時而造訪他們曾經活過的地方時,
對我而言,他們就不再是亡者了。
為了書寫他們的故事,小說家在筆記本上寫下那些人的名字。
從那個瞬間起,他們重新站立行走,活了起來。

(摘譯自《走馬燈~那些人的人生》/遠藤周作)

《沉默》書中,遠藤周作將長崎的皓臺寺一帶設定為費雷拉晚年的居所。

一六三三年十月,五十三歲的耶穌會士費雷拉接受「穴吊」刑罰,五個時辰後宣示棄教。在那之後,他被迫接收了一個死刑囚的名字、遺孀和兒女,從此以「澤野忠庵」之名生活。歷史,對待「背叛者」極為殘酷。天主教會刻意抹滅其不光榮的紀錄,日本政府的迫害者則對他不屑一顧。因此,跌倒後的費雷拉宛如一縷若隱若現的幽魂,留下的紀錄少之又少,只偶爾出現在荷蘭人寫的商館日記中,以「被教者忠庵」之名協助政府逮捕、迫害隱藏的基督徒。

苔痕斑斑的皓臺寺墓園

苔痕斑斑的皓臺寺墓園

然而,跌倒後的費雷拉體內,依然殘留著渴望服侍人的司鐸心理。

「我奉官長之命,正在翻譯天文學著作。」費雷拉說得又急又快,彷彿想藉此封住翻譯官之口:「沒錯,我是有用的,我對這個國家的人民很有幫助。日本人固然富於各種智識,天文學或醫療方面的學問卻還是得靠像我這樣的西洋人幫忙。當然囉,這裡已有源自中國的優秀醫術……不過,若能再加上我們的外科醫學,肯定有利無弊;天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我幫他們與荷蘭船長交涉,取得各種鏡片與望遠鏡。在這個國家,我絕非無益之人。毫無疑問,我是很有用的。」

司祭凝視著費雷拉滔滔不絕的口,不太明白對方為何忽然變得如此饒舌。另一方面,卻又好像能理解他多次強調自己仍然有用的心態。費雷拉傾訴的對象並不僅是司祭,也包含了翻譯官與僧侶;此外,更像是對自我存在意義的詭辯。

(摘譯自《沉默》/遠藤周作)

在那之後,「澤野忠庵」過的是南轅北轍的兩面生活。

一方面,他奉井上筑後守之命書寫辱罵基督信仰的《顯偽錄》,自暴自棄地否定過去;另一方面,卻又積極翻譯西方學術書籍,對日本人傾囊傳授耶穌會培育時期習得的天文與醫療知識,渴望對社會有所貢獻。他的門下有幾位傑出的學生,包括外科醫師的始祖西玄甫、以及第一位任職於官僚的西醫杉本忠惠。後者成了費雷拉的女婿,將恩師兼岳父的遺骸納入皓臺寺的杉本家墳中。

皓臺寺墓園~費雷拉曾在此地安眠

皓臺寺墓園~費雷拉曾在此地安眠

為了尋訪費雷拉的遺跡,遠藤周作曾經多次造訪長崎,在皓臺寺墓園中汗流浹背地往返,再三確認墓碑上的名字,卻一無所獲。不過,皓臺寺一帶的「風景」卻深深吸引了他。坐鎮於山坡上的巨大樟樹、苔痕斑斑的古老石牆、正午豔陽下靜謐無聲的巷弄……激發了作家豐富的想像力。

我的採訪目的並非蒐集資料。資料,早就調查好並裝進腦裡了。我在那些土地上尋求的是「風景」,渴望體會書中人物曾經聞過的氣味、聽過的風嘯、沐浴過的陽光。

然後,我在心中模擬想像:「他或許聽過這樣的風聲」、「他應該也如此眺望過大海」

那些點點滴滴,串聯成我寫小說時的自信。

(摘譯自《沉默之聲》/遠藤周作)

瑞輪寺的紙燈籠

瑞輪寺的紙燈籠

後來,遠藤周作偶然得知,杉本家的後代將祖墳自皓臺寺遷出,一度落腳在品川的東海寺,最後遷徙至東京谷中地區的「瑞輪寺」。直至今日,在那座四處可見象徵德川家族之三葉葵圖案的「瑞輪寺」境內,尚能見到一塊刻滿亡者諡名的杉本家墓碑。其中,有一行文字寫著:

「忠庵淨光先生 慶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那是費雷拉留在日本的最後足跡。

天主若真是天地之創造者、萬物之主宰、智慧之泉源,當祂創造人類時,為何不讓全世界的人認識祂的真實?天主若真是慈悲之源,又為何創造出如此充滿苦惱與哀痛的悲慘世界?

(摘譯自費雷拉被官府逼寫的《顯偽錄》)

(待續)

刻有「忠庵」(費雷拉)名號的墓碑

刻有「忠庵」(費雷拉)名號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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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17, 2016 Posted by | 2016 長崎,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第十回)

「最接近天堂與地獄」的雲仙天主堂

「最接近天堂與地獄」的雲仙天主堂

吉次郎的悲歌

 

身為小說家,我讓自己體內的多重人格獨立出來,分別發展成作品中的人物。以《沉默》為例:費雷拉是我,吉次郎是我,洛特里哥是我,就連井上筑後守也是我。

其他小說家應該也是如此。除了格外天賦異稟的天才作家以外,大多數人恐怕都難以創造一個「他人」。我認為,要書寫一個與自己毫無關係的腳色,是幾乎不可能達成的境界。

(摘譯自《沉默之聲》)

 

雲仙溫泉位於長崎縣東南端,是日本第一座國立公園境內的渡假勝地。

從歷史悠久的旅館區往南走,約莫兩公里處的山頭上矗立著一座紅磚教堂,造型宛若燃燒的火炬,外牆則因硫磺蒸氣的侵蝕而略顯斑駁。那是雲仙天主堂,為紀念真福安多尼石田神父等殉道者而建立的聖堂。堂區平時並無本堂神父駐守,而由教友輪流照管、接待朝聖者。經營溫泉旅館多年的栗原夫婦也是負責人之一,他們介紹雲仙天主堂時,總喜歡這樣開玩笑說:

「這裡,是長崎最接近天堂,也最接近地獄的天主堂。」

接近天堂,是因為它的所在地,位於約海拔七百公尺的高地;接近地獄,則是因為靠近被稱為「地獄谷」的源泉區。那裏一年到頭煙霧迷漫,充斥著刺鼻的硫磺氣味,焦黑的地表像被剝了一層皮,蒼白的石頭間尚可見到咕嚕冒泡的泉水,貪婪地侵蝕早已化成細沙的脆弱岩層。「地獄谷」的白色煙霧中,豎立著一座光滑的石雕十字架,下方刻劃著許多名字。那些人,都是在雲仙殉道的基督徒。

豎立於「雲仙地獄」的十字架

豎立於「雲仙地獄」的十字架

遠藤周作的《沉默》,以介紹棄教司鐸費雷拉作為開場,並引用了費雷拉被捕前從長崎寄出的報告,鉅細靡遺地描述了國內的迫害慘狀。其中,最叫讀者印象深刻的,恐怕是在「雲仙地獄」的酷刑場面。

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排斥基督信仰,迫害隨著掌權將軍的更替而越演越烈。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三二年間,雲仙成了最「熱門」的施虐區,不計其數的基督徒被押送到「地獄谷」,接受殘酷的拷問。他們或被剁去手指,或被劃開背部;在那之後,執行者用長柄杓舀起滾燙的泉水,緩緩倒在他們的傷口上,設法將其苦痛增至最大、行刑時間延至最長。問題是,肉體的折磨並無法達到預期的「棄教效果」,基督徒堅定的態度令掌權者惱羞成怒,有時甚至一口氣將六、七十名信徒直接丟入滾燙的源泉中,雲仙因此成為極具代表性的殉道聖地。

然而,在那些勇於為信仰犧牲的「強者」背後,卻也存在著許多躲在陰影下的「弱者」。《沉默》中吉次郎的身影,正是弱者的代表圖像。他生性善良卻意志薄弱,稍被威脅就立刻跌倒,棄教後卻又頻頻受到良心折磨,以至於一路跟隨被自己出賣的洛特里哥神父,哀哭著乞求寬恕。
 

「神父,神父啊!」

那悲哀的聲音宛如緊緊攀附母親的幼兒,不斷傳來:

「我,一直欺騙著神父。您不肯聽我說嗎?如果神父看不起我……我,也同樣憎恨神父和其他信徒。沒錯,我踩了踏繪。茂吉和一藏是強者,我卻無法像他們一樣堅強啊。」

官差忍無可忍,拿起棍棒走出門去。吉次郎邊逃邊叫:

「可是,我也有話要說,就算踩了踏繪的人也有話要說。您以為我是歡喜甘願地踩上踏繪的嗎?踩了踏繪的這雙腳很痛,很痛啊!我天生就是個弱者,天主卻要我模仿強者,豈不是毫無道理?」

他的怒吼聲斷斷續續,時而化為哀禱,又轉為哭訴:

「神父啊,像我這樣的弱者究竟該如何是好?我並不是為了金錢才出賣您的,只是因為被官差恐嚇……」

(摘譯自《沉默》)

 

永遠煙霧迷漫的「地獄谷」

永遠煙霧迷漫的雲仙「地獄谷」

其實,遠在《沉默》之前,吉次郎這個腳色已經多次出現在遠藤周作的作品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短篇小說「雲仙」,敘述某位小說家為了探尋三百多年前的棄教者吉次郎之足跡,造訪了吉次郎的同伴們慘遭酷刑的雲仙地獄。透過棄教者悲哀的眼,目睹「強者」雖遭受折磨卻寧死不屈,三十三天後被押解至島原刑場接受火刑,最終殉道。

正在點火的時候,一個男人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大聲叫嚷著甚麼,卻被柴薪燃燒的聲音所掩蓋。此外,濃烈的煙霧也阻擋了他的去路,以至於無法更接近柱上的受刑人。官差急忙上前制止,質問他是否也是基督徒?那人忽然怯懦駐足,喃喃辯解說自己並非基督徒,與那些人毫無關係;只不過受到眼前景象驚嚇,一時糊塗才會做出那樣的舉動。一邊說著,就一邊畏畏縮縮地退下了。

可是,人們卻看見他躲在後方,雙手合十,口中不斷說著「原諒我,原諒我」。七位受刑人在柱上朗聲歌唱,直至被火焰吞噬。從那歌聲,實在難以想像他們正身受如此殘酷的刑罰。過了不久,歌聲戛然而止,只剩下木頭燃燒的笨重聲響。眾人看見方才那人垂頭喪氣地離開,都說他肯定也是基督徒。

(摘譯自「雲仙」《切支丹的故鄉》)

雲仙天主堂內部

雲仙天主堂內部

創作《沉默》時,遠藤周作刻意將聚光燈的焦點放在踩了踏繪的弱者身上。在他的反省中,踏繪上的黑色汙痕並不只是從前的棄教者留下的足跡,更是他自己踐踏基督的指痕。藉著塑造小說中悲哀至極的腳色,他坦然承認「吉次郎就是我」。

有一回,遠藤周作與井上洋治神父及三浦朱門(天主教作家曾野綾子的丈夫)造訪雲仙的殉道聖地。站在煙霧迷漫、泉水沸騰的「雲仙地獄」前,遠藤周作突發奇想,詢問好友:

「三浦,如果有人對你說『不捨棄信仰,就把你丟進去』,你認為自己可以撐上多久?」

三浦向來不善說謊,他回答:「或許只能撐一分鐘吧。」

接著,我又問另一位同行者、天主教的神父:「你呢?」

「誰知道?」他很不高興地回答:「我會很努力地祈禱;可是,那樣的事誰也說不準。」

老實說,我在問話前已經有了心理準備,要是兩人都信誓旦旦地說自己絕對撐得下去,我可就要和他們絕交了。然而,這兩位真不愧是我的朋友,並不會如此信口開河。

「遠藤,你呢?你又能撐多久?」三浦反問我。

我老實承認,自己恐怕早在被帶來雲仙前就已經伸腳踩了「踏繪」;就算真被帶來此地,一看見滾燙冒泡的池水,肯定也會馬上嚇昏。

(摘譯自「一部小說完成前」《書之窗》昭和五十三年二月號)

 

在禁不起精神與肉體折磨而跌倒的「弱者」身上,遠藤周作看見了不堪的自我。踩上「踏繪」的腳該有多痛?跌倒之後,棄教者又該有多麼地後悔與自責?或許,藉著《沉默》,小說家最渴望傳達的並非十七世紀的基督信仰迫害史,而是被淹沒於歷史灰燼下的破碎的心、以及棄教者終其一生忍受的腳底疼痛。

《沉默》出版後,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認為遠藤周作鼓吹棄教思想,有些神職人員甚至將之列為「禁書」。遠藤本人也曾經在某次彌撒中,聽見講道台上的神父當著他的面破口大罵《沉默》。對於周遭的誤解與批判,作者固然委屈,卻不試圖辯解。有些時候,相較於有限的語言,沉默反而是更真實的回應。

其實,洛特里哥的棄教與吉次郎的告解場面並不是《沉默》一書的結局。附屬於書後的官方紀錄「基督徒宅邸官差日記」中,更頻頻出現二人的名字。遠藤周作暗藏伏筆,藉著耐人尋味的簡潔描述,邀請讀者一起思考棄教者的「在那之後」。可惜的是,大多數讀者往往因那份文件古老艱澀而直接跳過。在此,建議大家耐心閱讀整部作品,或許更能體會作者願意傳達的訊息。

(待續)

雲仙的溫泉旅館與旅客徒步區

雲仙的溫泉旅館與旅客徒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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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4, 2016 Posted by | 2012 從京都到長崎,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異鄉人

刊登於三月六日天主教周報上的作品

刊登於三月六日天主教周報上的作品

去年秋天,在石川縣旅行時,參加了金澤天主堂的主日彌撒。

彌撒結束後,神父站在門口送客,一見到我就伸出手來,好奇地說:「我從未見過妳,是第一次來嗎?」我告訴他,自己來自大阪總教區的蘆屋天主堂,是來金澤旅行的。神父聽了很高興,劃了十字祝我旅途平安。

對話結束後,我正準備離開,卻被一位陌生的先生叫住了。他怯生生地開口:「我聽到你們說話…妳是從蘆屋來的啊?」我點頭。他又問:「那麼,妳一定知道六甲天主堂囉?」六甲天主堂是耶穌會照管的聖堂,位於神戶市灘區的山丘上,與蘆屋之間雖然有點距離,卻都同屬於阪神地區,教友之間也偶有交流。「是啊,我們兩座教堂應該算是『鄰居』吧。」我笑著回答:「我也認識幾位六甲天主堂的朋友。」

聽我這樣一說,那位先生的表情頓時柔和了起來。他開始絮絮叨叨地向我述說,自己原是基督教徒,卻因認識了六甲天主堂的K老太太,深受感動,轉而進入天主教會。「幾年前,我因喪母之痛而意志消沉。K老太太卻以嚴厲的言詞給了我當頭棒喝。她大力拍打我的肩膀,鼓勵我說:『我在阪神大地震中失去摯愛的母親。喪母之痛,我也曾經嚐過,和你一樣明白。可是,卻不應該就此委靡不振。起來!振作!你究竟要沉淪到甚麼時候?』啊,多虧K老太太,將我從無止境的悲痛中一拳打醒……」

那位先生侃侃而談,說個不停。講完K老太太的故事後,又接著述說自己曾經奉獻給堂區四株與高山右近同名的鬱金色櫻花樹,因而被地方媒體採訪等事。我站在門邊聽他說話,更好說是「接收他傾吐出來的連珠炮般的言語」。他,焦急得很,急於傾倒腹中的一切。蘆屋與六甲,或許只是開啟話匣的引子,因為他似乎毫不介意我是否認識K老太太,只不過需要一個傾聽的對象。我靜靜觀察眼前的說話者,這人多大年紀?從他耳邊夾雜的白絲看來,應該不出五十上下。身上穿著工整的白襯衫與背心,腳上則套著磨得光亮的黑皮鞋。這位先生從事甚麼職業?平常過的又是怎樣的生活?

金澤城_01

「我其實是京都人。」他喘了口氣,忽然說:「是計程車司機,剛搬到金澤不久。」

我赫然明白,站在自己眼前的,是一位剛進入陌生環境的異鄉人。

石川縣面對寒風凜冽的日本海,無論氣候或鄉土人情都與關西地區截然不同。不像我,是個短暫停留後便翩然離去的旅人;這位先生所面對的,是日常生活中時刻遭遇的巨大改變。他或許努力適應環境,心內卻戀戀不捨地思念家鄉。因此,才會在不期然聽見熟悉的地名,得知我來自離他老家不遠之處時,情不自禁地攀談,就好像見到久違的親人一般。

「妳趕時間嗎?」他沒頭沒腦地說:「送妳一個小禮物,在車上,等我一下,好不好?」

話還沒說完,他便連跑帶跳地衝出門,過沒多久,帶著一小包巧克力口味的加賀煎餅回來:「哪!送給妳。我開計程車時,喜歡在車上放一些當地名產,送給來自遠地的乘客。」「啊,謝謝您。」我受寵若驚地收下那包餅乾。他則一臉幸福地重複:「是加賀煎餅,金澤著名的加賀煎餅喲!」

金澤天主堂外觀

金澤天主堂外觀

在那之後,新朋友熱情洋溢地領我在庭院裡走來走去,介紹小丘上的聖母像、草地上的切支丹燈籠、他奉獻的四株櫻花樹幼苗、以及周遭的種種花草樹木:「瞧,這是北海道的樹種,會在春末開出淡紫色的花朵;這是白夏樁,在盛暑綻放的茶花樹……」只見他在樹叢間跌跌撞撞,不時被枯枝勾住,或被樹根絆倒,卻絲毫不介意。彷彿一個渾然忘我的小孩子,驕傲地向我展示自己的新家。

北國的冬天晝短夜長,不一會兒功夫,天色已然渾沌灰暗。蒼白的燈光下,那位異鄉人揮舞著雙手,在光禿禿的樹叢間走動,滿懷熱忱地為我解說花圃春天的樣貌。猛不妨,我感覺眼角一陣濕熱,朦朧中,眼前的枯枝似乎添了顏色,頓時花團錦簇了起來。

「您不冷嗎?」我問。

「不冷不冷!」他很快樂地說:「做我這一行的人,很知道該如何保暖。襯衫下可是穿著防寒衣哪!」

不冷,或許是心境使然,因為他身上的衣物畢竟單薄。反觀我自己,手套圍巾與厚大衣全上了身,卻還是冷得發抖,氣息化為空氣中的白霧,緩緩上升。

於是,我向他道謝,鄭重地告別。他的表情略顯不捨,卻還是彬彬有禮地說了再見。我倆在空曠的金澤天主堂廣場上行禮如儀,而後各奔他方。自始至終,我們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我其實來自臺灣,和他同為異鄉人。

我們之間的交集,是一塊名為故鄉的土地。

是他的曾經,我的現在。

金澤景色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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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22, 2016 Posted by | 金澤, 親愛的朋友們, 高山右近, 四季, 天主教周報, 家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2 則迴響

《沉默》之後(第九回)

長崎西勝寺外觀

長崎西勝寺外觀

西勝寺的夕照

 

夕照下,石階上方的山門熠熠生輝。後方可見一座稱不上宏偉的寺廟,再往深處,則是帶著茶褐色斷崖的山頭。廳堂的內部略顯昏暗,冰涼的木板地上,兩三羽雞旁若無人地踱步。
……(中略)……
「神父,」司祭總算開口,顫抖地說:「神父。」
費雷拉稍微仰頭,飛快抬眼瞥了一下司祭。剛開始,他的眼中同時閃過卑屈的笑與羞恥的神色。在那之後,卻又故意睜大了眼,挑戰似地鄙視對方。
……(中略)……
「長久以來,您都一直住在這裡嗎?」
「快一年了吧。」
「這裡是?」
「一座名叫『西勝寺』的寺廟。」 (摘譯自《沉默》/遠藤周作)

西勝寺,是我造訪長崎時的必到之處。那裡,說穿了不過是一座普通的老佛寺,從來不見香客或旅人,也不曾遇見過住持或廟方管理人。我所認識的西勝寺永遠是安靜的,安靜且沉默。

造訪的時間,差不多都在傍晚時分。起初,我並沒有特別意識到那個時間點;去的次數多了,才開始感覺奇妙,不明白自己為何總是偏好於近晚前去。後來再讀《沉默》,總算恍然大悟。因為,遠藤周作將洛特里哥與恩師費雷拉重逢的地點安排在西勝寺,時間正好是日暮時分。在那充滿張力的會面中,作者對夕照下的場景做了極細膩的描寫。或許,我就是受到那些文字的影響,才會下意識的選擇於黃昏造訪。

長崎的西勝寺,屬於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別,坐落於市役所附近的寧靜巷弄間。白牆黑瓦、細碎的鋪地灰石、略為泛黃的老石階……院中不見華麗斑斕的花朵,就只有幾株滄桑的鐵樹、被剪圓了頭的矮灌木、以及往四面八方拚命伸展,帶著點苔色的青草。西勝寺的色彩單純而古老,宛若褪了色的舊相片。

西勝寺的棄教證文(下)與看證文的遠藤周作(右上)(資料來源:遠藤周作文學館企劃展手冊)

西勝寺的棄教證文(下)與看證文的遠藤周作(右上)(資料來源:遠藤周作文學館企劃展手冊)

遠藤周作生前,不知踩過多少次西勝寺的門階。他來的次數過於頻繁,早與廟祝夫婦成了好朋友。每次遙見遠藤到來,廟祝夫人總會露出莫可奈何的表情,開玩笑說:「噯,您又來看『證文』啦?」

遠藤周作的目的,在於西勝寺收藏的一六四五年「棄教證文」手抄本。泛黃的古老紙片上,留著基督徒九介夫妻宣誓棄教的官方記錄。證文的尾端有三個見證人的署名:中庵,了順,了伯。其中,為首的「中庵」(澤野忠庵)正是費雷拉神父棄教後的日本名字。

去年,和三浦同遊長崎時,第一次在古寺「西勝寺」見到了費雷拉簽署的證文。他親筆寫下「跌倒司鐸 澤野忠庵」。那字跡,悲哀至極。 (摘譯自《切支丹時代的知識分子》/遠藤周作)

在西勝寺的時候,我喜歡倚在木頭欄邊,靜靜觀看空無一人的中庭,思想那裡的「曾經」。過去的存在宛如鬼魅,化為一層模糊的薄霧,在靜默中哀哭叫嚷。那裡,有過棄教司鐸費雷拉,有過《沉默》中的澤野忠庵與洛特里哥,有過信仰的迫害者,有過踩上「踏繪」的基督徒九介夫妻,有過小說家遠藤周作,或許,還有過幾隻野放的雞,牠們每次啼叫,總會宛如利劍狠狠刺透跌倒司鐸的心……

遠藤周作寫下這個故事時,書名原本不叫《沉默》,而是《日照的氣味》(ひなたの匂い)。可是,那標題卻被出版社駁回,理由是「魄力不足」。作家雖然沒有堅持,心中卻頗有遺憾。

《日照的氣味》這個標題或許難以理解,我卻有自己的想法。費雷拉神父,他的人生可說是充滿了矛盾與對立:被迫接收死刑囚的妻子兒女、卻因渴望服務人而從醫。另一方面,他又經常被召參與調查入港的中國船隻中是否藏有可疑人物,或暗自夾帶基督信仰的禁書?試想,有一天,這個活在屈辱中的男人,叉著雙手站在家中某個陽光照射得到的角落,靜靜回想自己的過去。那時候,肯定存在著某種「日照的氣味」,換句話說,也就是「孤獨的氣味」。我其實很想將那樣的畫面,描繪進書名中。 (摘譯自《沉默之聲》/遠藤周作)

長崎西勝寺外觀_02

我仰起頭來,凝視著日暮下好似失血的蒼白天空,以及劃破天際的黑色屋瓦。西勝寺,就像日本的一般傳統建築,帶著某種難以言喻、宛若盈盈淺笑、含蓄而優雅的美。然而,那份素淨的美感中,卻又蘊含了多少哀愁,多少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包袱?

看著看著,竟然就那樣掉下眼淚。

人,畢生追尋美,卻又能夠如此殘酷。

遠藤周作將《沉默》的舞台設定在外海地區的黑崎村,也就是今天的「出津」一帶。村落的入口處有一塊「沉默紀念碑」,樸拙的灰色巨石上刻劃著遠藤周作的吶喊:

「人,是那樣地悲哀;可是,主啊,海卻是如此的碧藍!」

長崎外海的沉默之碑

長崎外海的沉默之碑

夕照下,西勝寺的庭院,屋瓦,石階,在沉默中喃喃陳述美麗與哀傷……

費雷拉的最後幾句話充滿苦澀與絕望,不容司祭置疑。相較於來時,夕照似乎失了力氣,黃昏的陰影逐漸蔓延至灰土隔間的片隅。司祭聽見遠方傳來敲木魚的單調音響,以及好似充滿悲傷的佛僧誦經聲。

「你,」司祭對費雷拉喃喃說:「已經不是我所認識的費雷拉老師了。」

「對,我不是費雷拉,而是從奉行官手中取得『澤野忠庵』之名的人。」費雷拉垂下眼,回答:「我接收的不只是名字,也包括那個死刑囚的妻子與兒女。」 (摘譯自《沉默》/遠藤周作)

離開西勝寺時,天色已暗。

不知何時,東方天際悄然懸上一枚凸月,明亮且溫柔。

(刊登於3/13天主教周報上的專欄)

(待續)

 

西勝寺內部中庭

西勝寺內部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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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7, 2016 Posted by | 2016 長崎,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1 則留言

《沉默》之後(第七回)

刊登於1/10天主教周報上的專欄(點圖可開大檔)

刊登於1/10天主教周報上的專欄(點圖可開大檔)

費雷拉的故事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傳教士費雷拉的生涯。

遠藤周作的《沉默》,用以下的開場白揭開了故事的序幕:

羅馬天主教會接獲一則報告。耶穌會的葡萄牙管區派往日本的司鐸克里斯多‧費雷拉,在長崎遭受「穴吊」之刑拷問,最終宣言棄教。這位教父在日本的時間長達二十餘年,擔任「省區會長」之高層重職,可說是統帥當地司祭與信徒的長老。

他擁有極為罕見的神學才能,即使在迫害期間,依然潛伏於京城一帶傳佈福音。他的信件中,永遠洋溢著不屈不撓的堅強信念。無論發生了甚麼事,都叫人難以想像如此人物會背叛教會。因此,許多人認為,那則報告可能只是誤傳,或是荷蘭的異教徒或日本人擅自捏造的。

(摘譯自《沉默》/遠藤周作)

黃昏的長崎港

黃昏的長崎港

主曆1580年,克里斯多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誕生於葡萄牙的濟布雷拉(Zibreira)、距離首都里斯本約一百公里遠的小村莊。父親名為道明費雷拉,母親則是瑪利亞樂倫。至於費雷拉家族的社會階層或職業,並沒有留下任何紀錄。

克里斯多於十六歲那年進入耶穌會,在那之後,與其他修生一起接受派遣遠赴東洋。從現有的史料中,我們無從得知他離開葡萄牙的確切年份;卻有一份紀錄證明,二十三歲的費雷拉已是澳門的神學生。

我們可以推斷,他與其他神學生接獲赴東洋傳教指令、由里斯本出發時,約為二十一歲上下。當時若想前往澳門,至少得花上一年多的航程。因此,我認為他出發時應該只有二十一歲。

(摘譯自「費雷拉(澤野忠庵)」《切支丹時代》/遠藤周作)

就學的五年期間,他在澳門領受了司鐸聖職並舉行首祭。二十九歲那年,終於踏上被派遣的最終目的地日本。

長崎市景(眼鏡橋)

長崎市景(眼鏡橋)

日本當時正值德川幕府第二代將軍秀忠執政的時代,各地雖然不時發生宗教迫害,但相較於後期的恐怖鎮壓,局勢還算和緩。費雷拉往返於九州與近畿一帶,主要的牧靈工作為向日本的知識階級講授要理。據說,他的日文十分流暢。

主曆1614年,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驅逐所有外國傳教士,以及像高山右近等具有影響力的基督徒領袖。當時,包括費雷拉在內的一群傳教士不忍心拋棄孤苦無依的羊群,決意留下,藏身於信徒家中。在迫害愈演愈烈的當下,那樣的決定幾乎就等同於殉道。

三年後,耶穌會士費雷拉許下了終身願,繼續遊走於今天的京都郊區、兵庫縣以及四國一帶,照顧受迫害的基督徒,並不間斷地寫信報告日本的現況。他也曾經前往九州平戶,更在長崎擔任管區顧問之職。費雷拉的牧靈足跡,可在日本史學家Léon Pagès的著作中略見端倪:「充滿恩寵與稀世才能的費雷拉神父前往平戶,聽了一千三百人的告解,眾人視他好似天使。夜晚,他漫步於海邊,執行照顧人靈的任務。」當時,不僅在日本國內,就連海外的信徒都一致堅信,就算費雷拉神父當真被捕,一定也會從容殉道。

1633年10月18日,費雷拉在長崎接受「穴吊」的刑罰,因而棄教。

在那之前,既有的刑罰固然殘酷,卻堪稱「原始」:火燒、刀砍、水淹、或直接丟入滾燙的溫泉中。然而,新發明的「穴吊」卻截然不同。受刑者被五花大綁後,倒吊進一個幾乎與身體等寬的狹窄洞穴中,底部堆積著排泄物,以至於洞中滿布異臭。逆流的血液從口、耳、鼻、或被穿了孔的臉部小穴中逐漸滲出,不僅延長被吊者的性命,更加深刑罰帶來的苦痛,使之意識混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穴吊之刑

穴吊之刑

當時,負責宗教事務的政府官是新上任的井上筑後守。不同於前任官員竹中采女,井上認為嚴刑拷打乃是下下之策,唯獨配合狡獪的心理學,步步誘導冥頑不靈的基督徒棄教,才是真正「有效」的迫害。事實上也證明,肉體上的折磨只會帶來反效果,更加鞏固基督徒殉道的決心。多年後,井上在留給繼任者的交接信中寫道:「不應偏好或依賴嚴刑拷打。就算麻煩,也該盡量穿鑿附會,詳細記錄口供,嘗試各種新方式,耐心誘導···唯有在用盡一切方法而無成效時,才好使用嚴刑。」對於井上而言,邪惡至極的「穴吊」之刑正是「最後手段」。由此,我們不難想像,費雷拉在接受「穴吊」之前,已然受過多少精神與肉體上的折磨。

費雷拉的「穴吊」整整延續了五個時辰。刑罰剛開始時,正好有一艘荷蘭商船出海,將他被捕與受刑的消息帶往歐洲。基於以往的既有印象,歐洲人一廂情願地相信費雷拉唯一的結局就是光榮殉道。三年後,正確的報告才輾轉傳回歐洲;耶穌會因此大失所望,不但正式開除他的教籍,從此更對那「汙點」絕口不提。

荷蘭商船模型

荷蘭商船模型

從洞穴被放出來後,五十三歲的費雷拉已不再是天使般的傳教士。他被迫繼承了某個死刑囚的姓名與妻子,從此成為棄教者「澤野忠庵」。忠庵在迫害者手下擔任翻譯官,不斷否定自己一向深信不疑的存在,幫忙勸誘被捕的基督徒棄教,直至生命的末刻。

每次造訪荷蘭商館的遺跡,我總會想起此地曾經印過他的足跡,因而感到胸口酸苦。對他而言,那樣的工作應該是最極端的屈辱。他究竟懷抱著怎麼樣的心境完成任務?在這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一再背叛自己曾經堅信不移、並賴以生活的存在。

或許,我會將那場面放入作品的最後一章。

(摘譯自「日記~探尋費雷拉的身影」《切支丹的故鄉》/遠藤周作)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內復原之奉行所,包含費雷拉在內的宗教審問幾乎都在此舉行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內復原之奉行所,包含費雷拉在內的宗教審問幾乎都在此舉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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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0, 2016 Posted by | 2012 長崎之旅,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第六回)

刊登於11/8天主教周報上的專欄(點圖可開大檔)

刊登於12/13天主教周報上的專欄(點圖可開大檔)

踩上踏繪的弱者

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後隔年,豐臣秀吉以六十三歲之齡辭世。政權逐漸從大阪的豐臣家,轉移至以江戶(東京)為據點的德川家康手中。在那期間,被迫害的教會得到了暫時的解放。因為,德川家康為了鞏固新政權,無暇顧及信仰問題,遂對基督徒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態度。然而,江戶幕府的根基一旦穩固,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便成了難以忽視的威脅,必須即早「解決」的問題。

主曆一六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正式禁止傳佈「邪宗」基督信仰,並下令驅逐所有的外國傳教士及具有影響力的主要基督徒,不准他們再踏上日本的土地。

根據耶穌會的紀錄,當年政府借來驅逐基督徒的,是三艘破舊的小型中國戎客船。乘客人數遠超過船隻本身的負荷量,卻被勉強塞入狹窄的船艙,宛如貨物。有人向官方負責人申述超載的不適與危險性,卻遭怒斥駁回:

「船內太擠?把女人和小孩用繩子綁好吊在船外,不就解決啦?」

當時,有一群外國傳教士懷抱著殉道的決心,選擇留下。他們分別是二十七位耶穌會士、七位方濟會士、七位道明會士、一位奧斯定會士、以及五位教區神父。這群人白天隱藏在信眾家中,晚上則偽裝成農民,暗中走訪各家,施行聖事,照顧無依無靠的羊群。《沉默》書中的耶穌會士克里斯多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正是偷偷留下的外國傳教士之一。

設立於長崎外海的遠藤周作沉默紀念碑

設立於長崎外海的遠藤周作沉默紀念碑

在那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迫害與殉道的苦難時期。十字架倒下了,教堂被夷為平地,傳教士辛苦建立的醫院和收容所也被毫不留情地拆毀。政府開始全面搜捕「邪教徒」,以極刑逼迫他們棄教。基督徒被迫在信仰與迫害、生命與死亡之間作抉擇。信仰則漸漸潛入地下,在官兵眼目所不及之處,安安靜靜地往下扎根。

為了斬草除根,德川幕府發明了許多搜捕信徒的「招式」,且日新益新,不斷進化。首先,在人來人往的鬧區豎立起「告密價目表」,明文規定告發神父可獲賞銀三十兩;那個價位後來甚至逐步漲至五百兩,檢舉對象也蔓延至修道士、平信徒、以及收留庇護或知而不報的一般老百姓。其次,村里鄉鄰施行牽一髮動全身的「連坐法」,將民眾分為五人小組,互相監視掌控。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必須隸屬於寺廟管轄,每年繳交蓋有廟方認證印的戶口名簿。

踏繪(複製品/大浦天主堂藏)

踏繪(複製品/大浦天主堂藏)

一六二六年起,幕府開始強制執行「踏繪」制度。

起初,只有棄教者被要求踩踏刻有十字架或耶穌瑪利亞的聖像畫,好證實其棄教的決心;後來則漸漸演變為過濾出基督徒的全民例行公事。每年正月,所有百姓均須前往地方單位,輪流踩踏「踏繪」,以證實自己不屬邪宗的清白身分。那個殘酷的制度在鎖國時期的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惡名甚至藉著荷蘭商船遠達歐洲。文學名著《格列佛遊記》就曾經描述,當格列佛遭遇船難漂流至日本時,懇求皇帝讓他免受那個「踩踏十字架」的儀式。

前文已述,遠藤周作在長崎邂逅了一幅鑲在木框內的銅板「踏繪」,被留在上面的黑色足跡深深吸引。在那之後,他開始關注那些「曾經踩上踏繪的弱者」,與好友三浦朱門定期前往上智大學,求教於專研切支丹(意指迫害時期的基督徒)的歷史學家切希利克神父。對於這兩位孜孜不倦,卻將研究重心放在棄教者身上的學生,神父頗感疑惑。

「究竟為什麼?」有一天,切希利克教授苦笑著問我們:「你們怎麼會對棄教者如此感興趣?」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答案卻幾乎脫口而出:「因為···我是小說家。此外,我感覺自己和那些人···極為相近。」(摘譯自「從一幅踏繪開始」《切支丹的故鄉》)

切支丹審問圖(大浦天主堂藏)

切支丹審問圖(大浦天主堂藏)

在上智大學求教期間,遠藤周作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涉獵越深,卻越令他感到不滿。因為,被記錄成文字而留下的,只有自始至終秉持信念的模範殉道者;至於那些被迫踩上踏繪、從此背負「背叛者」汙名的弱者,卻像從未活過一般,被掩沒在歷史的灰燼中。他們不僅在信仰史上無影無蹤,也被日本的官方歷史棄之如敝屣,絕口不提。

極為匱乏的史料與斷簡殘篇,反而刺激了小說家遠藤周作的想像力。

於是,他選出四位具代表性的棄教者,繼續深入研究。其中兩名踩了踏繪的司鐸,是來自葡萄牙與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克里斯多費雷拉與若瑟佳蘭(Giuseppe Chiara),也就是日後被遠藤周作改編寫入《沉默》書中的費雷拉與洛特里哥。

寫完《沉默》後,我來到久違的長崎,站在傳教士們曾經搭船前往小島的海岸邊,重新摸索想像,當初費雷拉與若瑟佳蘭究竟懷抱著怎麼樣的決意來到這裡?又曾經帶著什麼樣的心思想念故鄉?就算是今天,費雷拉出發的里斯本與若瑟佳蘭誕生的西西里島,距離我眼前這面汪洋大海,也顯得太過遙遠。(摘譯自「沉默~從踏繪出發的想像」《切支丹時代》)

 

(待續)

由長崎遠藤周作文學館遠眺大海_04

由遠藤周作文學館遠眺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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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14, 2015 Posted by | 2013 長崎之旅,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第五回)

刊登於11/8天主教周報上的專欄(點圖可開大檔)

刊登於11/8天主教周報上的專欄(點圖可開大檔)

通往長崎的道路

一五九六年十月,西班牙商船「斐理伯號」慘遭颶風襲擊,被迫擱淺於日本土佐岸邊,也就是今天的四國高知縣一帶。

當時,船身已有多處龜裂,海水由四面八方滲入,眼看就要下沉。船員氣急敗壞地划著小艇,搶救囤積於船艙內的貴重貨品。海岸頓時成了炫目的「金銀島」,一望無際的白沙上散亂著綾羅綢緞、刺繡毛氈、閃耀著珍珠光澤的蠶絲、罕見的南洋香料、貴重的松脂蜜蠟、精美的玻璃陶瓷器皿、槍砲彈藥、以及尚未加工的銅鐵……叫樸實的土佐村民看得眼花撩亂,蔚為奇觀。

面對「自己送上門」的財富,日本官員無不動心,堅持沒收所有商品。船長當然不願意,雙方於是僵持不下。最後,某位船員沉不住氣,攤開世界地圖大聲威脅:

「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日本呢,就只是這麼一個小點而已。每到一個新的土地,我國的國王總會先派遣神父修士們前去傳佈基督信仰。如果當地人友善對待,我們也會與之保持良好的友誼。相反地,如果他們遭人欺負……國王可會派遣大軍,一舉殲滅!」

那番狂妄的恐嚇傳到當權者豐臣秀吉的耳中,令他怒不可抑。因為,「斐理伯號」雖是商船,卻也的確搭載了兩名方濟會士與不少武器。秀吉遂於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八日,下令逮捕京都大阪地區以方濟會士為主的基督徒。

京都岩上通~方濟會最早的聖堂與修院遺址

京都岩上通~方濟會最早的聖堂與修院遺址

逮捕名單上的基督徒共有二十四名。其中包括以伯多祿神父為首的六名方濟會小兄弟與三名耶穌會士,其餘則多半是在醫院與修道院工作的在俗方濟會成員。首先,他們被押至京都人來人往的大道「一条通」的戾橋附近,當眾削去耳垂,然後被兩個兩個反綁上牛車,在繁華的京都與大阪地區遊行示眾。

在那之後,豐臣秀吉為了殺雞儆猴,命官兵一路押解眾人,徒步前往基督徒人口最多的長崎受死。從京都到長崎,是將近一千公里的漫漫長路;當時正值隆冬,狂風暴雪讓人寸步難行,他們卻因自己能仿效耶穌走上苦路而喜樂非常。素以口才聞名的耶穌會士三木保祿一路宣講福音,直至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刻。途中,兩名沿路跟隨照料的基督徒自願加入,最終殉道人數遂成了二十六名。

二十六聖人的出發點~京都一条戾橋

二十六聖人的出發點~京都一条戾橋

值得一提的是,殉道者的行列中有三名男孩,分別為信仰做了可敬的見證:

十二歲的茨木路易聰明活潑,個性開朗。長崎的代理行政官很喜愛他,曾經有意釋放,條件卻是「要活命,就得拋棄你的信仰!」小路易堅持不肯:「那樣的話,我寧願和神父們一起進天國。」

十三歲的安多尼出身長崎,父親是中國人木匠,母親則是日本人。在故鄉的十字架上,男孩安多尼隔著圍欄與久違的父母重逢。他以微笑安慰痛哭的雙親,並邀請小路易齊唱聖詠,直至長矛慣穿胸膛。

十四歲的小崎多默與父親一起被逮捕。他曾在旅途中寫了一封給母親的遺書,卻一直苦無機會寄出。最後,人們在小崎父親的胸襟內找到那封染血的遺書,信中諄諄囑咐母親與幼弟們堅守信仰,無須為自己與父親擔憂,並相約天國再見。

一五九七年二月五日清晨,一行人抵達長崎西坂。

面海的矮丘上豎立起二十六座十字架。殉道者被綑綁上架後,祈禱聲中,行刑人手持銳利的長矛,由兩邊交叉著刺穿他們的胸膛……就這樣,長崎西坂的土地,默默承受了日本第一批殉道者的鮮血。

雕刻家舟越保武先生為二十六殉道聖人製作了等身大小的青銅塑像,依照各人十字架的排列順序,橫列在御影石台座上。那座位於西坂紀念公園、高5.58公尺、寬17公尺的巨大紀念碑,已經成了長崎的代表性地標。在那裡,永遠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以各自的語言奉獻祈禱。

長崎西坂二十六聖人紀念碑

長崎西坂二十六聖人紀念碑

 

日本主教團於2013年出版了一部工具書《日本二十六聖人~通往長崎之路》,詳細考察四百多年前的古道,推敲出二十六人可能經過的途徑,再附上詳盡而大量的地圖、說明與相片等資訊,是一本極具實用性的朝聖地圖集。此書之所以誕生,完全是因應讀者的需求。因為直至今天,還有許多人懷著仰慕之情,渴望親自走一遭「二十六聖人的苦路」。我的好朋友山口女士,就曾經拖著行動不便的雙腿,從京都緩緩步行至長崎西坂。

「當我一個人走夜路時,經常被警察攔下來臨檢:『這麼晚了,妳一個單身女子,究竟在做什麼?』我告訴他們,自己正在走二十六殉道聖人走過的路。對方聽了,總會露出一臉莫名其妙的表情,大概是認為我瘋了。」

山口女士分享自己的旅程時,臉上帶著宛如秋日晴空的爽朗笑容,教我記憶猶新。

四百多年前,曾經有二十六個步履蹣跚卻喜形於色的身影,走在通往長崎的道路上。當時,圍觀的群眾中,肯定也有人認為他們「瘋了」。然而,殉道者的眼目卻不看稍縱即逝的世界,只專心注視即將進入的永恆。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10)

他們歡喜踴躍。

因為,那「在天上的賞報」,透過主耶穌的口,已經被賜下了。

(待續)

長崎西坂二十六聖人紀念碑_05 -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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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0, 2015 Posted by | 2012 從京都到長崎, 親愛的朋友們,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第四回)

刊登於10/11天主教周報上的新專欄(點圖可開大檔)

刊登於10/11天主教周報上的新專欄(點圖可開大檔)

風起雲湧

十六世紀後期的日本,基督信仰在執政者的保護下迅速成長。

戰國時代三梟雄之一的織田信長,是一位野心蓬勃、精力充沛的政治領袖,看重屬下的實力,不拘泥於血統或身分地位。他並不像同時代的保守人士般排斥新知,卻對異國事物充滿好奇。當耶穌會傳教士初次帶來鐘錶、世界地圖、地球儀等新奇禮物時,眾人都嘲笑鄙夷,認為那樣的世界觀荒唐無稽,更無法接受日本只是地圖上一個小點。然而,織田信長卻仔細傾聽,理解後表示認同,覺得「地球是圓的」有道理。他渴求新知,放眼世界,率先使用異國商船引入的槍砲彈藥,也喜愛穿著新穎的歐洲服飾,曾經身披天鵝絨斗篷、頭戴西洋禮帽,邀請天皇參加軍馬檢閱禮,標新立異的作風經常叫世人嘖嘖稱奇。

對於遠從歐洲前來的異國傳教士,織田信長一直保持著開放而友善的態度。他更慷慨賞賜土地給耶穌會的遠東觀察員范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用以興建日本首座培育司鐸的神學校。後日成為二十六殉道聖人之一的保祿三木,就是那座神學校的第一期修生。

日本史上最初的兩所神學校

日本史上最初的兩所神學校

主曆一五八二年,發生了一場撼動世局的叛變事件,織田信長以四十九歲之齡猝死於京都本能寺中。在那之後,登上歷史舞台的第二位戰國梟雄,是農民出身的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掌權後,原本承襲前任領導者的作風,重用基督徒下屬,也對信仰抱持著友善開放的態度。當那座被譽為「堅不可摧」的大阪城落成時,他曾經熱誠歡迎前來祝賀的傳教士,親自領他們四處參觀,並表達自己的仰慕之情:

「傳教士們只為了廣傳信仰,竟然願意千里迢迢地來到日本,不求任何利益或回報。那樣的理念實在太偉大了。」

歡喜之餘,向來以好色聞名的豐臣秀吉甚至心花怒放地開玩笑:

「要是你們的教義不限制人只能娶一個妻子,我早就成為基督徒了!」

豐臣秀吉畫像

豐臣秀吉畫像

不過,豐臣秀吉是一個陰晴不定的政治家。直至後世,史學家依然認為他難以捉摸。

一五八七年夏天,豐臣秀吉親征九州,總算完成一統天下的霸業。他興高采烈地接受耶穌會日本管區副省長柯艾略神父(Gaspar Coelho)的邀請,參觀停泊於博多港的先進歐洲帆船,雙方相談甚歡。沒想到,過沒幾天,豐臣秀吉忽然翻臉不認人,發布「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即葡萄牙文的padre,意指神父),稱基督信仰為「毒害人心的邪教」,勒令所有外國傳教士於二十天內離開日本。那道突如其然的禁令不僅針對傳教士,更殃及「日本教會的柱石」高山右近。豐臣秀吉為了收買人心,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去說服勇將高山右近,命他棄絕信仰,只服從自己。右近卻寧死不從:「就算給了我全世界,我也不願意捨棄信仰。」他毅然交出所有的領地與產業,帶著少數幾名隨從,從此走上漫長的流亡之路,直至老死。

豐臣秀吉頒布的伴天連追放令

豐臣秀吉頒布的伴天連追放令

豐臣秀吉的「伴天連追放令」,可說是日本信仰史上「迫害時期」的開端。沒有人確知他為什麼忽然改變對基督信仰的友善態度,一舉發布如此激烈的禁令?對於那隱沒於歷史中的真正原因,可說是眾說紛紜。以下是後人推論出來的幾個可能因素:

一、統一日本的大業既已完成,便不再需要歐洲先進槍砲彈藥的協助。隨著基督信仰而來的異國武力反成威脅。

二、豐臣秀吉曾要求柯艾略神父獻上搭載了先進武器的歐洲帆船,卻遭草草敷衍與拒絕。

三、秀吉親征九州時,目睹許多基督徒將領與士兵血濃於水的友誼。那份「比親兄弟還要團結」的強大凝聚力叫他深感不安。

四、秀吉得知葡萄牙人獵取日本平民,集體販賣至異國當奴隸。

五、傳教士們為了傳揚基督信仰,曾經採取過度激烈的手段,迫害日本當地的其他宗教,引發不滿。

六、秀吉「徵召」各地女性侍寢時,曾被基督徒女子因信仰為由拒絕;再加上秀吉寵愛的侍醫因為痛恨基督徒而屢屢進讒,造成偏見。

 

話說回來,豐臣秀吉固然一時興起,發布了「伴天連追放令」,卻也沒有真正嚴格執行。為了保有歐洲商船帶來的貿易利益,他對依然滯留於日本國內的傳教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對方不進行太明顯的宗教活動,日本官方倒也視而不見。在那之後,依然有異國傳教士前來日本,受洗人數也持續增加。雙方巧妙維持著「檯面下的默契」,小心翼翼地和平共處。

只不過,那個易碎的和平表象並沒有持續多久。十年後,一艘來自西班牙領地呂宋(菲律賓)的商船「斐理伯號」遭遇海難,被迫停泊於日本四國的港灣,間接引發了一連串事件,終為日本的殉道史揭開序幕……

(待續)

描繪豐臣秀吉時代大阪城的屏風(局部)

描繪豐臣秀吉時代大阪城的屏風(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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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2, 2015 Posted by | 高山右近,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我的作品,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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