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ning's Blog

微笑、靜默、祈禱、愛—許書寧的分享部落格

我之所以寫《沉默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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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12/4天主教周報上的作品

前不久,在臺北參加了一場讀書會,聆聽與會者分享遠藤周作小說《沉默》的讀後心得。

我以為,若將閱讀經驗比喻為投石入水,《沉默》這部書絕非無足輕重的小石子。它嘩然入水,激起滔天巨浪,將讀者一舉淹沒於洶湧的擺盪中,久久難以平息。

在那場精彩的讀書會中,我聽見來自不同領域與背景的聲音,對於《沉默》的第一印象多半是不解、震撼與難受。有人好奇書中人事是否純屬創作,有人渴望知道他們在歷史中的真實「下場」;有人難以原諒棄教者立下「壞榜樣」,也有人同情背叛者的軟弱,坦承若換成自己,難保不作出相同甚至更難堪的抉擇……他們的聲音讓我憶起自己的閱讀經驗。第一次接觸遠藤周作的作品時,我也萌生了無數的疑問與反感,甚至感覺「被傷害」。

九年前,我初讀《沉默》。

當時甫領洗不久,對於信仰的認識僅止於膚淺的表層,尚缺乏真實的生活體驗。因此,讀完書後深感芒刺在背。因為,《沉默》的主角是棄教司鐸,書中赤裸裸描述的「軟弱」與「背叛」主題,與我一廂情願想像的「宗教感」格格不入。因此,長久以來《沉默》被我束之高閣;直到後來,我逐漸累積實際的生活體驗,重讀《沉默》才開始有了截然不同的領悟與感受。

後來得知,許多人對《沉默》的第一印象均不佳。事實上,遠藤周作於一九六六年初次發表此書時,也曾經引發軒然大波。其中,反應最激烈的竟是與他同為一家的天主教會。不少人認為《沉默》鼓吹棄教思想,視之為「禁書」;也曾有神父在彌撒中對遠藤周作破口大罵,場面難堪。那樣的誤解雖然隨著時間淡化,卻一直沒有消失。遠藤周作晚年時,曾經對摯友吐露心聲:

「我畢生宣講耶穌,盡己所能奉獻於天主教會。可是,卻一直無法獲得教會的理解,實在寂寞。」

正如作家所言,他畢生致力於宣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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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藤周作,主曆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誕生於東京,是遠藤家的次子。三歲時隨著父親的職務調動,舉家遷居滿州大連。十歲時父母離異,父親再婚,母親則帶著兩個兒子回到日本,投靠兵庫縣西宮市的天主教徒姊姊家。後來,母子三人遷居至夙川天主堂附近,先後領了洗。

對於遠藤周作而言,十二歲時接受的洗禮並非本人所願,卻好似一件「被母親硬生生套上身、極不合身的衣服」。隨著年齡增長,他開始對信仰產生懷疑與憎惡感,多次想要擺脫那個被架上身的重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藤周作以戰後第一批留學生身份出國,隻身前往法國里昂。在那個沒有邦交、沒有大使館、沒有同胞的陌生國度,身為一個戰敗國國民的他飽受歧視,備感孤獨。法國雖然是天主教國家,卻無法讓遠藤周作感到心安,反而更讓他強烈意識到自己的「外邦人」身分。格格不入的疏離感催迫著青年周作思索信仰,正視被母親硬套上身的那件「衣服」。就在那個時期,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該如何經由自己的手,將母親強迫我穿上的西服,修改成合乎我這個日本人體型的和服。」

由里昂回國後,遠藤周作全心灌注於寫作,藉著精鍊的文字,將自己苦澀的生命經驗、對信仰的掙扎與體悟、以及剛萌芽的人生使命,一點一滴地編織進作品中。他的著作極多,領域廣泛。其中,《沉默》堪稱集其前半生大成的代表作。

《沉默》所探討的,不僅是基督信仰於西歐與東洋文化中呈現的樣貌差異,也圍繞著「背叛」這個從古至今不斷反覆於人類史上的悲傷課題。

其實,就某種層面而言,日本的信仰史堪稱「背叛者」的歷史。長達兩百五十年的禁教鎖國期間,許多基督徒表面上棄教,年年奉命踐踏刻有十字苦像的踏繪,卻暗中舉家或舉村傳承信仰;以致迫害時期結束後,法國傳教士在長崎的百姓中重新尋獲基督徒,消息震驚世界。另一方面,作家遠藤周作的人生中,也經歷過不少苦澀的「背叛」。他背叛的對象,有時是家中飼養的小黑狗,有時是幼時要好的滿洲人僕役,有時甚至是摯愛的母親。事實上,正由於背叛母親的經驗太過難忍,青年時期的遠藤周作固然多次想要擺脫「不合身的衣服」,卻都由於對母親的愛戀,以及不想再度「背叛」母親的心,而能繼續停留於信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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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藤周作在《沉默》中,巧妙置入了兩個福音中的「背叛者」。其一是出賣耶穌的猶達斯,另一則是三度否認老師的伯多祿。當故事中的洛特里哥神父伸腳踩上踏繪時,作家寫道「天亮了,遠方傳來雞叫聲」。藉著這樣的描寫,他或許願意邀請讀者憶起兩千年前的耶路撒冷,進而回到各自的時代背景中,省思這些「背叛」的歷史事件與讀者自身的關係。

可惜的是,遠藤周作後來也發現,自己暗藏於作品中的伏筆顯然成效不彰。他曾在散文「外邦人的苦惱」中透露,因著讀者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他在寫作技巧上遇著很大的瓶頸。舉法國近代著名的天主教作家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為例:由於法國讀者本身已有普遍的信仰共識,莫里亞克只需輕描淡寫地提及「在葡萄園中緩緩落下的夕照」,大部分讀者馬上會聯想起宗教畫家盧奧(Georges Rouault)筆下的夕陽,或因「葡萄園」一詞的觸動而憶起「葡萄」在聖經中象徵的宗教意涵。相對之下,就算遠藤周作鄭重提及「那時,雞叫了」;沒有聖經背景的日本讀者卻只會視之為自然景色的描寫,難以真正體會作者的用意。可是,若在文中明言「耶穌」或「基督」等字眼,又可能讓讀者產生更大的疏離感,甚至因此闔上書本,不願再讀。

遠藤周作將自己定位為「天主教作家」,其人生使命則是透過文字宣揚福音。然而,大環境的認知差異卻令他束手無策,極感無奈。

兩年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來臺灣拍攝電影「沉默」,曾經引發極大的社會關注與議題。當時,天主教周報邀請於拍片期間擔任男主角顧問、教導他「如何做彌撒」的丁松筠神父撰文介紹,也順帶邀我「寫點東西」。我欣然從命,一方面是出於對遠藤周作之作品的喜愛,另一方面也帶著點「私心」。因為,我希望能夠藉由自己的介紹,稍微減輕《沉默》與中文讀者之間的「認知落差」。正如遠藤周作畢生致力於把「不合身的西服」改成「符合日本人體型的和服」;我也渴望盡力縮減文化史地差異帶來的距離感。

因此,我寫了《沉默之後》。

企盼此書或許能成為中文讀者一條接近小說《沉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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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5, 2016 Posted by |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心愛的台灣,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新書,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新書出爐~《沉默之後》

新書出爐!

新書出爐!

今天
一本新書安安靜靜地出爐了

《沉默之後》
原是我在天主教周報上發表的專欄作品
當時正值馬丁史柯西斯導演來台拍攝電影「沉默」
遠藤周作的原著再次引發議題
周報的好朋友編輯阿捷遂邀我「寫點東西」

我一寫
欲罷不能
竟持續了十六個月
後來承蒙星火文化集結成書
於今日誕生

早上到正聲廣播電台錄音
與主持人張燕如小姐相談甚歡
談話中提起寫這本書的心路歷程
我說「像從乾布中硬要擠出水來」
她忍不住笑了

實在
創作真是一條跌跌撞撞的路
絕大多數的時間是在「吸收」而非「傾述」
我就像老牛嚼草
一點一滴地閱讀、內化大量參考資料
然後藉著旅行
行前人走過的路
想前人留下的憶

今天
新書《沉默之後》誕生了

書本一旦出版
就不再「專屬」於作者
卻藉由讀者的眼與心
不斷變化出新的面貌

我真高興
自己能與遠藤周作站在同一條延續的線上
盡力做了當下所能做的

 

與張燕如小姐合影(正聲廣播電台)

與張燕如小姐合影(正聲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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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2, 2016 Posted by | 2016 長崎,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我的作品, 新書,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今天是甚麼日子 | 2 則迴響

《沉默》之後(完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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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10月9日天主教周報上的專欄作品

遠藤周作文學館

1996年遠藤周作過世時,長崎縣知事前來弔唁,帶來一封故人書信,其中寫道:「我視長崎為自己的故鄉,希望死後能葬在長崎……」雖然如此,家屬深知遠藤周作生前對母親的熱愛,依然決定將他葬在母親及兄長安眠的府中天主教墓園。(遠藤家墳已於2015年12月遷往東京麴町聖依納爵堂的地下靈堂)

葬儀結束後,眾人開始討論為遠藤周作設立紀念館之事宜。當時提出了很多候選地,包括周作生前的東京住處、京都、輕井澤、長崎等處。經過漫長的評估,遠藤周作的心靈原鄉長崎雀屏中選,地點則在《沉默》的舞台外海地方。

2000年五月,「遠藤周作文學館」正式開館。

長崎西岸的外海地區一向以美麗的夕照聞名,位於黑崎與出津中間的「角力灘」更是箇中之最。文學館的所在地就在角力灘上方的「夕陽之丘」頂端,隔著漁港,可以遙遙望見豎立於出津的「沉默之碑」。此外,倘若遇上能見度良好的晴朗天氣,甚至能遠眺最西端的五島群島,也就是《沉默》書中那個可憐蟲吉次郎的故鄉;他曾經志得意滿地領著神父「衣錦榮歸」,卻也在那裡因恐懼而出賣洛特里哥……

「遠藤周作文學館」的外牆以「溫石」堆砌而成。

所謂「溫石」,指的是長崎外海地區最主要的地盤結構,屬於結晶片岩,形狀扁平且易於加工。出津一帶背山面海,能夠耕種的土壤並不多;墾地時挖出來的,除了溫石還是溫石。那樣的地形環境說得好聽是「石材唾手可得」,事實上卻好似人石搶地,難以生存。自古以來,外海地區住的幾乎都是潛伏的基督徒;說穿了,只不過因為別人不屑一顧。基督徒隱身於乏人問津的荒土,日子不好過,卻較容易暗中保守信仰。

長年來,外海居民以溫石砌灶、築牆、建屋。日本向來以木造建築為主,外海的石造景觀堪稱特殊。不過,由海面吹上來的颶風暴雨卻毫不留情,總是將居民辛苦砌成的牆垣瞬間「歸零」。外海人忍氣吞聲,不斷地整地重建,在陡峭的坡地上攀藤植薯,乘著小船在狂風巨浪間捕魚。他們像牛馬般勞作,像牛馬般死去……直到「多羅神父」來到。

廣受出津人愛戴的多羅神父銅像

廣受出津人愛戴的多羅神父銅像

在外海,人人認識「多羅神父」(ド・ロ様)。

「多羅神父」(Marc Marie de Rotz)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出身法國諾曼第的貴族家庭。他在幕府與天皇政權交替的1868年赴日,並於十年後成為外海地區的主任司鐸(任職於出津與黑崎天主堂)。來到外海後,當地居民的悲慘現況讓他震驚:許多家庭因海難喪失主要工作力的男丁,四處都是自生自滅的孤兒或棄子,就連一般人家也因土地貧脊而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生活。於是,多羅神父從零開始興建孤兒院與醫院,更設立女子救助院,繼而培養婦孺遺孀養蠶、紡織、製麵、釀造醬油等一技之長。他還探查地質,教導居民以新方式推砌堅固的石牆,不僅能夠抵抗頑強的海風,也不再因暴雨而崩塌。現在,外海地區四處可見溫石砌成的「多羅牆」,遠藤周作文學館即為一例。此外,多羅神父更引進滑輪、水車等先進技術,也試驗出適合種植於貧脊坡地的麥種。到後來,出津出產的農作物不僅自足,甚至有餘力製造麵包與通心粉,銷售給住在長崎市區的外國人。

嘗試重現多羅神父時代義大利麵的外海人

嘗試重現多羅神父時代義大利麵的外海人

我於2012年造訪外海時,一群可愛的當地居民正致力於「重現」多羅神父時代的義大利麵。他們多半是退休人士,願意各盡其力回饋家鄉,遂在坡地上栽種小麥,並以最原始的方式打穀篩糠。我見他們在風中俐落篩麥,好似重現福音中的敘述,一時興起便央求可否也讓我試試。一位大姊笑著遞來簸箕,我奮力一揚,竟迎風吃了滿頭滿臉的糠秕,引起一番大笑。

遠藤周作十分敬愛多羅神父,多次將他與出津的歷史寫入作品。因此,在文學館的附設咖啡館裡,也能找到「多羅麵線」與「多羅義大利麵」等餐點。每次造訪文學館,我總喜歡坐在咖啡館內消磨一兩個鐘頭的時光。點一盅「多羅麵線」,配著窗外的大海景致緩緩吃下。多羅神父的手打麵線口感介於傳統麵線與義大利麵之間,滑潤卻有彈性;湯頭以飛魚乾熬成,點綴著兩片魚板和一匙天婦羅渣,再隨食客喜好摻加青蔥薑泥或辣椒粉。若以老饕的標準來評斷,那盅清淡的白麵或許稍嫌樸素;不過,來到文學館的人講究的應該不是美食,而在更根源處的歷史與溫情。

遠藤周作文學館中的多羅麵線與烤飯糰

遠藤周作文學館中的多羅麵線與烤飯糰

歷史,是人。教會,是人。

遠藤周作在歷史中看人,帶著同理心與憐憫之愛。作家說話透過文字,也透過字裡行間的空白。那些空白並不是「無」,卻是留給讀者的「有」。

《沉默》的故事,並不止於洛特里哥的棄教。

歷史繼續往前走,踩了踏繪的基督徒也一代代地生活、死去。許多人隱藏在外海地區,終生背負著背叛者的恥辱,掙扎著傳遞信仰。也正是因為他們,日本才有了震驚世界的「信徒發現」事件,信仰的根苗也從未斷絕。遠藤周作曾經大聲宣言:「《沉默》的主角是吉次郎!」他認同那些「殉不成道」的弱者,代他們發言,為他們述說那位一同流淚、一同受苦、一同遭唾棄、一同被踐踏的天主子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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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津的海,傷感卻美麗。

夕陽下,波浪細緻得好似帶著皺褶的縮緬布料。白浪撞擊海岸,舔拭啃咬著尖銳的黑色岩石。隼鷹哭嘯盤旋的天空下,形狀奇特的小島宛如被置放在石庭中的擺設,安坐於略帶繡斑的鐵灰色海面上。大海,緩緩起伏,吞吐著原始大地的呼吸。

自幼時起,遠藤少年嘗盡了背叛所愛者的辛酸。他背叛的對象有時是泥鰍,有時是家犬小黑,有時甚至包括最愛的母親。或許,他之所以能堅持一輩子不放棄信仰,就是出於不想再度背叛母親的心。遠藤常說:殉道者的確偉大,殉不成道的人卻也很痛苦。隱藏的基督徒固然伸腳踩了「踏繪」,卻因此孕育出屹立不搖的信仰。

(摘譯自三浦朱門的追悼演說)

 

(全篇完)

2012年造訪文學館時寫下的留言

2012年造訪文學館時寫下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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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 2016 Posted by | 2012 長崎之旅, 2016 長崎,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1 則迴響

《沉默》之後(番外篇之二)

刊登於9/11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刊登於9/11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沉默》的舞台

「在我的血親中,沒有任何人出身九州。可是,每當我造訪長崎,總感覺像回到家鄉,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摘譯自遠藤日記《追尋費雷拉的身影》)

作家遠藤周作出身東京,三歲時即舉家遷往滿州大連,直至十歲才因父母離異回到日本,投靠位於兵庫縣的姨母家,之後又輾轉遷居了許多回。因此,他經常宣稱自己「沒有故鄉」。然而,長崎這塊無親無故的陌生土地卻讓他萌生了強烈的歸屬感。遠藤深深依戀著長崎,視之為「心靈的故鄉」。

其實,長崎不僅讓遠藤周作心之所繫,更堪稱所有基督徒的心靈原鄉。在日本長達四百多年的信仰史中,長崎一直扮演著關鍵性的腳色。基督教會蓬勃發展的時期如是,遭受迫害隱姓埋名的潛伏時期亦然。長崎,就像一塊溫柔的母親大地,於沉默中守護著生活於其上的孩子們。

為了創作取材,遠藤周作多次造訪長崎。其中,與他的心靈最契合的土地,是距離市區約一小時車程、位於西側海岸的「外海地區」。外海地區包括今天的黑崎、福田、出津等地,也是《沉默》一書的舞台。

《沉默》的場景之所以被設定於外海,緣起於一場不經意的偶遇。

我第一次得知「黑崎村」這個名字,是在構思《沉默》某個場景時(後來成了洛特里哥流浪山中的畫面)。那時,我正漫步於長崎正式開港前葡萄牙船隻進出的「福田港」之後山。為了避雨,偶然闖入山坡上的小村莊,發現了一座天主堂。教堂竟會蓋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實在稀奇。我走入聖堂,裡面空無一人。

雨停後出了教堂,詢問某個經過的女孩,得知那村的居民原本來自隱藏基督徒居住的「黑崎村」。看來,他們是因為黑崎村的土地太過狹窄貧脊,難以耕作自活,才會移居到這座山裡來的。

黑崎村本身也是背山面海的狹隘村落。從長崎開車約需一個半小時才能抵達,途中路況極差,還得翻山越嶺。現今的狀況如此,不難想見當時肯定是足以逃避官差耳目、暗中保守信仰的絕佳藏身處。

(摘譯自遠藤周作「弱者的救贖」《切支丹的故鄉》)

暮靄中的「岳村」

暮靄中的「岳村」

遠藤周作並沒有明確指出他當時避雨的村莊何在?只輕描淡寫地說是「福田港的後山」。不過,後人卻也不難推論,那座小村莊即為「岳天主堂」的所在地。我自己也曾兩度造訪「岳村」,一次在午後、另一次則是傍晚。每次去都不曾遇見人,唯獨一條盡職得過了度的大黃狗,自始至終吠叫得聲嘶力竭,沒有片刻停歇。從牠歇斯底里的模樣,大約可以想像平時不常有外人出入。「岳天主堂」位於村落南端,遠藤周作後來將它描述為洛特里哥在山上逃亡時使用過的避難小屋。天主堂本身並沒有駐堂神父,平時大門深鎖,只於主日彌撒時開放,村莊人口則是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徒。從前,進出村莊僅能靠一條很難稱之為「路」的小山徑,不僅蜿蜒陡峭,更經常被荒煙蔓草掩沒,幾乎無法辨認。戰後,附近的山林被開發成大型高爾夫球場,才因此闢出一條供球客使用的現代化柏油道路,勉強可供小型車輛前往。不過,訪客的目的僅在打球,進村前就已拐了彎,倒也沒有破壞「岳村」向來的寧靜祥和。

「岳村」最特別之處,在於它隱密的天然屏障。若從山腳下的福田港往上望,只能看見一整面茂密的樹林,完全不見隱藏於後的民宅。然而,住在村裡的人卻能對下方一覽無遺。再加上出入口只有一處,狹窄度又僅容一人通行;對於活在禁教迫害時代、必須時時提防官兵突擊檢查的潛伏基督徒而言,或許再沒有更好的藏身所在。

佇立於「岳村」唯一出入口的聖母像

佇立於「岳村」唯一出入口的聖母像

再來談談「黑崎村」。

四百年前的信仰迫害,將殘存的基督徒逼入「地下」。許多人隱姓埋名,蟄居於人煙稀少的寒村僻野或荒島。他們表面上偽裝成佛教徒,隸屬於固定寺廟,上神社參拜,每年也乖乖地上官府踩「踏繪」;實際上,卻暗中形成秘密組織,口傳祈禱文、教會曆法、也為新生嬰孩傅洗。這樣的潛伏基督徒村落散佈各地,其中也包括外海地區的黑崎村。

信仰自由的時代來臨後,黑崎村大約三成的潛伏基督徒回歸天主教會。他們親自負磚擔瓦,於小丘頂端建立起一座雄偉的紅磚天主堂。六成人口則早已失落祖傳信仰,或礙於兩百多年來受佛寺照顧的「恩義」,正式改宗為佛教徒。除此之外,還有一成人口選擇「保持原狀」;儘管他們不再需要隱藏自己的身份,卻對天主教會充滿懷疑,不相信它就是自己代代苦等的「那個」宗教。

川口神父告訴我,就連黑崎村也分裂為天主教與隱藏基督徒兩個派別。 「那些人見神父們的穿著打扮與切支丹時代的傳教士不同,便叫我們冒牌貨。三年多前,一位住在長崎的法國神父聽說了,特意穿戴古時傳教士的衣帽前來拜訪。那些人目不轉睛地打量後,卻又說『像是像,卻好像有哪裡不對勁』。計畫因此泡湯。」神父很苦惱地說。

(摘譯自遠藤周作「弱者的救贖」《切支丹的故鄉》)

黑崎天主堂內部

黑崎天主堂內部

最後,讓我們來看看「出津」。

我第一次造訪出津,是在風寒徹骨的冬日午後。從長崎市區搭乘巴士,沿著海岸線搖晃了一個多鐘頭時間才抵達。整條路上幾乎沒有其他乘客,簡直成了我個人的專車。

在出津下了車,孤伶伶地站在好大的天與好大的海前。沿著步道往上行,於村莊入口處可見遠藤周作的「沉默之碑」,兩塊大石上刻著沉默的吶喊:

「人,是那樣地悲哀;可是,主啊,海卻是如此的碧藍!」

紀念碑於1987年落成之際,遠藤周作曾說「這塊石碑和地點,與我的心極其吻合…(中略)…它對我而言並非『較佳』,卻是『最好』的文學紀念碑。」

從「沉默之碑」的所在地,可以望見腳下的松林與大海。那是《沉默》中最悲傷的場景之一,被捕後的洛特里哥從林中目睹信徒與同事卡爾倍神父殉道的地方。

官差命一名信徒站在船邊,舉起矛柄用力一推。只見那個像人偶般被草蓆層層包裹的身體垂直落入海中,另一名男子也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下。最後,則輪到莫尼加被大海吞噬。剛開始,卡爾倍的頭還像慘遭海難襲擊的船隻碎片般勉強漂浮,卻隨即被小船引發的波浪覆蓋,再也看不見了。

(摘譯自遠藤周作《沉默》)

出津的海與天,總是蔚藍得令人雙眼發疼,幾乎掉淚。就算天空中烏雲密布,強有力的陽光依舊會穿透雲隙,放射狀似地灑落在海面上。我的長崎導師入口先生曾經指著那炫目的光束讚嘆:「瞧,通往天國的梯子!」他的話令我震驚,卻又不知該如何回應。更好說,《沉默》的海與天已一併吞噬了我的語言能力。寒風中,隼鷹如泣如訴地哭嘯盤旋,背後的竹林裡卻又傳來只會發出單音節的鳥鳴,好似有誰正在忘我地敲擊打火石:「喀…喀…喀…」

遠藤周作生前偕同夫人參加「沉默之碑」的落成典禮。後來,順子夫人在書中回憶丈夫當時的模樣:

「他興高采烈,以極其高昂的語氣說:『這海,通往葡萄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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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10, 2016 Posted by | 2011長崎之旅, 2016 長崎, 閱讀日記,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番外篇之一)

(刊登於8/14天主教周報上的作品)

(刊登於8/14天主教周報上的作品)

沉默的答案

「入口…先生?」

「嗯,就是入口、出口的『入口』。很特別的姓吧?」

第一次聽說「入口先生」,是在2012年的初夏。為了更認識日本的信仰史以及遠藤周作創作《沉默》的背景,我如飢似渴地閱讀、旅行、並四處蒐集資料。當時,正在長崎服務的木澤修女識我已久,很是知心,遂極力推薦「長崎最資深的朝聖導遊」入口先生。剛開始,我有些興味索然,因為根據以往經驗,越是資深的導遊就越有「一股腦兒傾倒知識」的傾向,那種一廂情願的導覽方式讓我卻步。因此,大多數時候我寧可獨行,也不願意忍受導覽者半強迫式的「嘮叨」。

木澤修女見我的反應不甚熱切,強忍笑意:「書寧,入口先生沒問題的,妳何不試試?」

抵不過她的熱情推薦,我只好半信半疑地預約了半天的導覽行程。

當天,我按圖索驥,尋到了蜿蜒巷弄間的長崎朝聖中心。入口先生的年紀約在六十五歲上下,身形高挑修長,說話行事很是俐落。結清導覽費用後,他開出自用車,將地圖等私人物品堆放在身旁的助手席上,讓我獨坐後座:「這樣,咱們兩個都自在。」我對他那不客套、無廢言的直率頗感滿意。

入口先生是朝聖中心的總負責人,導覽區域囊括長崎全域。有趣的是,他固然對信仰與地方史地聊如指掌,本身卻不是基督徒。長崎堪稱日本基督徒的原鄉,信仰歷史悠久;縣內天主教徒的人口比例極高,較其他區域更嚴於堅守傳統。在如此的風土背景下,官方朝聖中心竟然願意聘請一位「非基督徒」擔任負責人,教育培養新秀,日復一日地為來自日本各地的聖職人員、平信徒、以及信仰相異的民眾服務,客觀導覽教會的歷史。我以為,從這事上便可看出長崎教會獨特的包容性。當然,入口先生出類拔萃的才學與人品也是主因。

我的長崎導師入口先生

我的長崎導師入口先生

駛往外海地區的半小時車程,是我倆的「磨合時間」。藉著交談與提問,入口先生很精準地推敲出我的需求,我也逐漸適應了他的行事風格。整個過程讓我眼界大開,又極感安心,知道自己果真遇上了一位好嚮導:學識淵博卻不賣弄,提供的資訊恰到好處,正是我所需要的。

入口先生知道我對《沉默》懷抱特別情感,在導覽開始時劈頭就問:「遠藤周作藉此書拋出一個大問號:天主為甚麼沉默?許小姐,妳認為呢?」我沒做多想,順口回答:「這問題太大了,答案見仁見智。說不定,每一個讀者都有自己的一套說詞。」入口先生搖頭:「我問的不是別人,而是妳的答案。」我有點着慌,絞盡腦汁回想洛特里哥的獨白,胡亂支吾其詞:「書中說,天主並不沉默,洛特里哥將用自己的人生來述說……」入口先生見我窘迫,寬容地笑了笑,沒有繼續追問。

當天下午,我好似掉入時空隧道,在入口先生簡潔明快的話語聲中,按著次第走了一趟從禁教時期直到今日的信仰旅程。他讓我看見了潛伏基督徒為了保守信仰,如何隱居於避人耳目的窮山僻野;又如何為了躲避殘酷的「拔苗政策」(政府為了控制人口,勒令殺嬰),舉家遷往貧脊的不毛之地。我更看見傳教士曾經躲藏過的深山小屋、偽裝成神社的基督徒聖地、沒有任何碑銘或標誌的天主教墓地、用來口傳祈禱文的大石穴……。

隱藏基督徒的枯松神社

隱藏基督徒的枯松神社

旅程的最後,我們來到位於山崖邊的遠藤周作文學館。入口先生將我引至館外的停車坪,站在扁石堆砌的矮牆邊:「許小姐,還記得導覽剛開始時,我曾經問妳『沉默』的答案嗎?現在,我再問一次。妳認為天主為甚麼沉默?妳的答案是甚麼?」

我望著他誠懇的眼,搖搖頭說:「我還不知道。」

入口先生微笑重複:「還…不知道?」

「是的,現在還不知道。」我說:「不過,這個問題將隨著我回去。或許下次再來長崎時就有了答案,也有可能終其一生遍尋不得。無論如何,我將會好好珍惜您給我的這份『作業』。」

入口先生又笑了,笑得慈祥而滿意:「現在,請妳站到牆上看看。」

我依照指示爬上矮牆,望向他手指的方向。海灣的彼方,是一座群樹圍繞的綠色山頭,蜿蜒的路邊零零落落地立著低矮的房舍,包括一座樸實美麗的灰頂天主堂。

「啊,是出津!」我說。

從遠藤周作文學館遠眺出津

從遠藤周作文學館遠眺出津

出津,是遠藤周作在《沉默》中設定的潛伏基督徒村落。那裡原是長不出任何農作物的荒鄉僻壤,信仰自由後,純樸的農民在傳教士的帶領下,赤手空拳地開發出各種自給自足的近代產業。另一方面,直至今日,綠意盎然的山野中卻也住著「隱藏的基督徒」。他們因著許多複雜難解的理由,並沒有回歸天主教會,也沒有改信其他宗教,而是堅守祖先代代相傳的「隱藏信仰」,背誦早已失真的拉丁文禱詞,依舊苦苦等待救援……

「對,是出津。對我而言,那塊土地就是答案。」入口先生說:「天主為甚麼沉默?天主又果真沉默?我認為,那塊土地,以及曾經在那裡活過、現在正在生活的人們(其中有許多是我熟識的好朋友),他們所繼承的信仰、他們的喜樂苦惱與掙扎、他們真實的人生,都是天主沉默的答案。」

我望著不遠處的出津,以及將之溫柔包裹的碧海藍天,只覺胸口鼓脹著千言萬語,卻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許小姐,我很高興妳回答『還不知道』,可見這場導覽並沒有白走。」入口先生溫和地說:「相較於四個鐘頭前,現在的妳更認識了這片土地。今天只是一個開端,希望今後的妳能夠繼續深入。願妳終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答案。」

出津天主堂

出津天主堂

那個獲益匪淺的下午,是一段美好友誼的開始。

在那之後,每次造訪長崎,我總會事先與入口先生約定導覽行程。我十分喜愛這位可親的導師,在他的帶領下愉快享受學習的滋養。就算造訪相同地點,入口先生也絕不會單純地重覆資訊,而是衡量我的能力與所知,循序漸進,緩緩深入。因此,我私下稱入口先生為「我的長崎導師」,他的導覽則是「人的課程」,正如他所說的:

「那些公車到得了的地方,不需要我帶,妳自己去。我希望帶領妳感受的,是歷史,是人與人心。那才有意思。」

山崖邊的遠藤周作文學館

山崖邊的遠藤周作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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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13, 2016 Posted by | 2012 長崎之旅, 親愛的朋友們,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第十三回)

速寫(遠藤周作取材旅行時隨身攜帶的玫瑰念珠、望遠鏡與筆記簿)

速寫(遠藤周作取材旅行時隨身攜帶的玫瑰念珠、望遠鏡與筆記簿)

黑暗中的曙光

遠藤周作《沉默》的創作背景,是信仰迫害最為激烈的年代。

在那之後,德川幕府完成鎖國,開始了閉門造車的獨裁統治。各地豎立起禁教的告示牌,嚴格取締基督信仰。為了斬草除根,政府強行實施「檀家制度」,也就是讓佛寺掌控出生、死亡、婚嫁、住址、職業、旅行等資訊。所有國民都必須隸屬於某一座佛寺,每年繳交蓋有廟印的戶口名簿,並隨時舉報或更新資料。

對於執政者而言,「檀家制度」不僅能抵制基督徒,更是一舉兩得的統治手段。因為,百姓既有固定廟籍,廟方自然沒了爭取信徒、擴展領域的需求。也就是說,在官方保證的穩定財源下,佛家各宗派的「向上心」與「生命力」也於無形中削減。

從古至今,蓬勃發展的宗教力量一向是讓執政者頭疼的威脅。早在十一世紀末期,掌握強權的白河太上皇就曾怨嘆,世上只有三件事無法稱心如意:「賀茂川的氾濫、骰子的數字、比叡山的和尚」。因此,德川幕府不僅取締基督信仰,更間接削弱了佛教各宗派的力量。在那狡獪的「糖果與皮鞭」政策下,佛家與基督信仰同為受害者。

雙方既然都受迫害,在慈悲與追求真理的層面上又互有交集;因此,會產生「惺惺相惜」的心態絕非意外之事。表面上,舉國上下皆信奉佛教,基督信仰的根卻從未斷絕,反而進入隱姓埋名的「潛伏時期」。必須落籍於佛寺的政令成了基督徒的極佳掩護。事實上,有許多佛寺「心知肚明」地保護旗下的信友家庭。直到今天,依然可在各地古剎中見到潛伏基督徒的遺跡。譬如:被偷偷埋在地藏王菩薩腳下的切支丹燈籠、暗藏於寶庫裡的瑪利亞觀音像、劃著十字的墓碑、刻有耶穌會標記的銅鐘、曾在神學院境內的古井…等。

長崎市街上的秋季大祭一景

長崎市街上的秋季大祭一景

每次閱讀這段時期的相關史料,總令我感動莫名。

歷史的檯面上,是極為兇殘、叫人不忍目睹的迫害與殉道。可是,在那些紀錄背後,卻存在著許多不知名的小人物,無意識地實踐了保祿的「為的是總要救些人」。基督徒偽裝成佛教徒,佛寺默默保護著基督徒。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信仰宛如厚重積雪下的涓涓細流,不間斷地往前進,耐心等候劃破暗夜的曙光。

就這樣,兩百多年的歲月靜靜流逝。

作家夢枕獏曾把盛唐時期斑斕絢爛的長安城比喻做「掛在枝頭上﹑熟透到隨時可能掉落的果實」,那其實也是鎖國時期日本的忠實寫照。沒有內憂外患的江戶治世,執政者高枕無憂,老百姓安居樂業,文化藝術發展到極致。另一方面,安逸的生活卻逐漸腐蝕國力與民心,以至於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准將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艦隊前來敲打國門時,形同虛設的政府軍毫無招架之力,不堪一擊。隔年,日美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港通商,為長達兩個多世紀的鎖國時期畫上休止符。

日本的國門既開,各國官商一舉湧入。為了應付新移民的宗教需求,執政者勉強答應外國人在僑居地興建教堂,對於本國人民的禁教令卻嚴厲依舊。

長崎大浦天主堂

長崎大浦天主堂

一八六五年二月,長崎南山手地區的小丘上,一座美麗的木造天主堂舉行了啟用典禮。那座教堂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照管,被奉獻給日本二十六聖人,隔著港灣遙遙面對聖人們的殉道地西坂。教堂的名稱是大浦天主堂,卻被當地人喊成「法國廟」。興建當時吸引了許多好事的居民。眾人扶老攜幼前來觀賞,帶著逛廟會的心情指指點點,對立於坡頂的奇特建築品頭論足。有些較大膽的甚至偷溜入內參觀,一經監視的幕府官差吆喝,遂不敢再接近。日子一久,居民習慣了「法國廟」的存在,看熱鬧的人也就少了。

一個月後的下午,本堂神父柏若望(Bernard Petit Jean)正跪在祭壇前祈禱,忽然聽見有人悄聲進門。那是一群膚色黝黑的村夫農婦,張著大口四處打量聖堂內部的擺設。神父原本不以為意,繼續祈禱,其中一位婦人卻湊上前來,帶著凝重的表情說:

「外國人,外國人。你的心,我們的心,是一樣的。」

神父尚未反應過來,她又接著問:

「Santa Maria的聖像在哪裡?」

柏若望神父赫然明白,站在自己眼前的,正是傳說中的「潛伏基督徒」。

那個相遇的瞬間,是震驚海內外教會的「信徒發現」事件,更是睽違兩百多年的「信仰宣示」。從教會的角度看來,固然是神父發現信徒。換個方向,卻是群羊無首的基督徒重新發現了神父。「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總算等到了那一道從未消逝的皓光。

描繪「信徒發現」的紀念碑

描繪「信徒發現」的紀念碑

「信徒發現」後,長崎的基督徒再度忍受慘無人道的迫害與放逐。他們屢遭淬鍊,但是,就連一九四五年落下的原子彈也無法奪去他們的信仰。聖堂一再被摧毀,卻也一再重新站立。直到今天,長崎的教堂鐘聲響亮依舊,按時提醒人們舉目望天,讚美感謝。

《沉默》的長崎,是基督徒的原鄉。

在那塊飽受祝福的土地上,前仆後繼地印著無數的腳印;有人成聖,有人跌倒,有人歡笑,也有人哀哭。聖方濟沙勿略、二十六殉道聖人、費雷拉、若瑟佳蘭、以及無數像吉次郎的無名角色……都以各自的方式,走上了無玷羔羊的神聖祭台。

 童年的夏夜,母親曾經買給我一個走馬燈。現在,我已寫完那些人的故事,他們的人生卻像走馬燈的光影,依然纏繞在我的眼簾中,時而顯現,時而消失。那些角色擁有一個共通的命運:同為日本人,都與耶穌有關係。光憑這一點,他們就是我的親人,就是我的同胞。

(摘譯自《走馬燈~那些人的人生》後記/遠藤周作)

 

本文刊登於7/10天主教周報

(正文完,敬請期待番外篇)

由長崎港遠眺市區

由長崎港遠眺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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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11, 2016 Posted by | 2013 長崎之旅,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2 則迴響

《沉默》之後(第十二回)

刊登於6/12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刊登於6/12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聖牌事件與長助阿春

前文已述,為了洗刷費雷拉汙名而赴日的若瑟佳蘭神父,也就是遠藤周作《沉默》書中洛特里哥的真實人物,棄教後的命運與費雷拉截然不同。

踩上踏繪後,費雷拉成了幕府的翻譯員,協助官方迫害基督徒,並傾囊傳授醫療與天文學問;根據史料顯示,他晚年曾定居於長崎,在行動上享有較高度的自由。另一方面,若瑟佳蘭神父被移送到江戶(今日的東京),軟禁於井上筑後守的住處。在那裡,他得到了一個剛被處死的囚犯名字「岡本三右衛門」,也被迫一併接收了那人的遺孀。岡本夫婦遂在那座美其名為「基督徒宅邸」的收容所中度過餘生,再沒有踏出一步。

表面上,政府相當禮遇「跌倒的司鐸」,不僅提供官餉,更安排奴婢供之使喚。奉派服侍若瑟佳蘭神父的第一位僕役名叫「才三郎」,接著則是「角內」。關於這兩名僕役的出身或經歷,史上並無任何記載。在那不講究生命尊嚴的時代,無關緊要的小人物原本輕如鴻毛,不值一提。然而,圍繞著若瑟佳蘭神父的這兩名僕役,卻「鬧」出了令官府坐立難安的奇妙事件。

「基督徒收容所出了基督徒!」

延宝四年(1676年)秋天,宅邸內發生了一起竊盜案。為了尋覓贓物,官吏展開地毯式搜索,並詳細檢查所有個人物品。調查過程中,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有人發現,若瑟佳蘭神父的僕役「角內」隨身攜帶的小布包內,竟有一枚刻著伯多祿頭像的聖牌。那個發現引發了軒然大波。

「角內」辯解說,自己是看到前任僕役「才三郎」丟在田裡,好奇撿來保存的;「才三郎」卻也是同樣的說詞,堅稱聖牌不是自己的,而是在宅邸內撿到的。儘管兩人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不是基督徒,卻都因知而不報而慘遭處死。那面聖牌究竟來自何處?嫌疑自然落在二人先後侍奉的「岡本三右衛門」(若瑟佳蘭神父)身上。對於這個「背後的主嫌」,政府採用的是更殘酷的懲罰。他們知道基督信仰的教義不允許自我了斷,便刻意不追究,讓若瑟佳蘭神父在自責中繼續活得宛如行屍走肉。

《沉默》書尾的附錄中,遠藤周作也安排了類似的「聖牌事件」,主角則被替換成那個哀哀乞憐的「吉次郎」。至於「吉次郎」怎麼成了服侍洛特里哥的僕役?聖牌事件後他的下場又如何?在書裡書外都成了不解之謎。不過,無論史實或小說,都沒有交代「岡本三右衛門」的言行反應,彷彿被刻意忽視一般。跌倒後的若瑟佳蘭神父好似舞台上掛名的空殼子,僅剩一個接收來的名字。因此,後人也只能藉著圍繞在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旁敲側擊他悲哀的後半生。

天主的道,決束縛不住

「才三郎」和「角內」被處死後,緊接著服侍若瑟佳蘭神父的,是一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夫妻:長助與阿春。

長助與阿春的人生,自起初就是悲劇。他們誕生於牢內,是死刑囚在獄中產下的第二代。在那嚴奉階級世襲的時代,囚犯的後代只能是囚犯,奴隸的後代也只能是奴隸,絕無翻身的可能性。因此,長助與阿春奉命成了夫妻,也奉命成了若瑟佳蘭神父的奴婢。他們並不明白那位高鼻子淡眼睛的異國人究竟犯了甚麼大罪,以至於和自己一樣永遠出不了宅邸的大門。話說回來,追根究柢向來不干他們的事。因此,倆人只知道謹守本分,不聞不問,柔順地服侍同為獄中囚的主人。

數年後,若瑟佳蘭神父以八十四歲高齡病歿,總算出了「基督徒宅邸」大門,被葬在附近的佛寺「無量院」內。兩百多年後,無量院成了廢寺,若瑟佳蘭神父的墓碑(遺骨早已灰飛煙滅)被草草遷至東京的雜司谷墓園,埋沒於荒煙漫草中,乏人問津。第二次大戰末期,一位研究日本信仰史的義大利籍慈幼會神父發現了那座斑剝的墓碑,千辛萬苦地求得許可並接收。現在,若瑟佳蘭神父的墓碑被安置於慈幼會的東京調布會院中。碑上的戒名與忌辰鮮明依舊,頂端則蓋了只石頭雕成的圓帽子;據說,那形狀參考的是大航海時代歐洲傳教士常戴的皮帽。

發現若瑟佳蘭神父墓碑的慈幼會士Tassinari

發現若瑟佳蘭神父墓碑的慈幼會士Tassinari

現存於慈幼會東京調布會院內的若瑟佳蘭神父墓碑

現存於慈幼會東京調布會院內的若瑟佳蘭神父墓碑

若瑟佳蘭神父死了,長助與阿春的人生卻得繼續下去。

那時,德川幕府已經完成鎖國,表面上也除淨了國內的基督徒。因此,被軟禁於「基督徒宅邸」的人口只減無增;到最後,僅剩下幾位曾經服侍過棄教司鐸的奴婢,苦守著已然失去存在意義的空宅。

時光流轉,長助與阿春年近初老。主曆1709年的冬天,基督徒宅邸不期然增添了一位新居民:來自義大利的希多啓神父(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禁教鎖國期間最後一個登陸日本的天主教司鐸。

希多啓神父與若瑟佳蘭同樣出身於西西里島,是巴勒摩地區的貴族。他一心渴望到日本傳福音,長期計畫之後,剃髮佩刀偽裝成武士,從九州的鹿兒島海岸偷偷潛入,卻馬上被逮捕。經過長達兩周的繁複審訊,政府決議將之終身軟禁。於是,希多啓神父被送入江戶的基督徒宅邸,照樣由長助與阿春侍奉。

不同於以往的居民,希多啓並非「棄教」司鐸。因此,他享有高度的信仰自由,在房內貼了個紅紙剪成的十字架,日夜照表操課,守齋祈禱。此外,神父生性溫良謙和,很受人喜愛。只要他乖乖守法「不傳邪教蠹害百姓」,有時甚至能在官吏的陪同下出外觀光。眾人相處甚歡,平安無事。

四年後,長助與阿春忽然自首,宣稱已經受洗成為基督徒。

那消息令官方大為震怒,遂下令將兩人分別監禁,並把希多啓神父丟入陰暗冰冷的地牢中。後來,長助與阿春夫婦相繼病亡,希多啓神父也衰竭致死。三人被草草葬在院內,「基督徒宅邸」正式走入歷史。

兩年前,在東京小日向地區的「基督徒宅邸」遺址下,挖出了三具江戶時代的人骨。經過DNA鑑定,發現其中一人是身高170公分以上的義大利男子,極有可能是禁教時期的最後一位天主教司鐸希多啓神父。至於其他兩具日本人遺骨,或許就是長助與阿春。

出土於「基督徒宅邸」遺址,極有可能是希多啓神父之遺骨

出土於「基督徒宅邸」遺址,極有可能是希多啓神父之遺骨

畢生身陷囹圄的長助與阿春,先後侍奉了若瑟佳蘭與希多啓神父。他們內的信仰何時被種下?又如何萌芽生長?已然無從追究;正如經上所說:「為了這福音,我受苦以至帶鎖鏈,如同兇犯一樣;但是天主的道,決束縛不住。」(弟後二9)儘管如此,又有誰能夠否認若瑟佳蘭神父為撒種者的可能性?

踩了踏繪的洛特里哥,棄教司鐸若瑟佳蘭……藉著沉默的後半生,無聲地高唱獻給天主的哀歌。

從今以後,我將以不同於從前的方式愛祂。為能認識那份愛,至今發生的一切都不可或缺。我是國內最後一個天主教司鐸。此外,我也知道祂並不沉默。就算祂真的沉默,也將有我的人生來宣揚祂。

(摘譯自《沉默》/遠藤周作)

 

(待續)

希多啓神父帶來日本的「拇指聖母像」(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希多啓神父帶來日本的「拇指聖母像」(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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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16, 2016 Posted by |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第十一回)

默默守護皓臺寺的老樟樹(刊登於5/15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默默守護皓臺寺的老樟樹(刊登於5/15天主教週報上的專欄作品)

費雷拉的「在那之後」

那些人,早已死在遙遠的過去。
可是,當我仔細調查每一個腳色,時而造訪他們曾經活過的地方時,
對我而言,他們就不再是亡者了。
為了書寫他們的故事,小說家在筆記本上寫下那些人的名字。
從那個瞬間起,他們重新站立行走,活了起來。

(摘譯自《走馬燈~那些人的人生》/遠藤周作)

《沉默》書中,遠藤周作將長崎的皓臺寺一帶設定為費雷拉晚年的居所。

一六三三年十月,五十三歲的耶穌會士費雷拉接受「穴吊」刑罰,五個時辰後宣示棄教。在那之後,他被迫接收了一個死刑囚的名字、遺孀和兒女,從此以「澤野忠庵」之名生活。歷史,對待「背叛者」極為殘酷。天主教會刻意抹滅其不光榮的紀錄,日本政府的迫害者則對他不屑一顧。因此,跌倒後的費雷拉宛如一縷若隱若現的幽魂,留下的紀錄少之又少,只偶爾出現在荷蘭人寫的商館日記中,以「被教者忠庵」之名協助政府逮捕、迫害隱藏的基督徒。

苔痕斑斑的皓臺寺墓園

苔痕斑斑的皓臺寺墓園

然而,跌倒後的費雷拉體內,依然殘留著渴望服侍人的司鐸心理。

「我奉官長之命,正在翻譯天文學著作。」費雷拉說得又急又快,彷彿想藉此封住翻譯官之口:「沒錯,我是有用的,我對這個國家的人民很有幫助。日本人固然富於各種智識,天文學或醫療方面的學問卻還是得靠像我這樣的西洋人幫忙。當然囉,這裡已有源自中國的優秀醫術……不過,若能再加上我們的外科醫學,肯定有利無弊;天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我幫他們與荷蘭船長交涉,取得各種鏡片與望遠鏡。在這個國家,我絕非無益之人。毫無疑問,我是很有用的。」

司祭凝視著費雷拉滔滔不絕的口,不太明白對方為何忽然變得如此饒舌。另一方面,卻又好像能理解他多次強調自己仍然有用的心態。費雷拉傾訴的對象並不僅是司祭,也包含了翻譯官與僧侶;此外,更像是對自我存在意義的詭辯。

(摘譯自《沉默》/遠藤周作)

在那之後,「澤野忠庵」過的是南轅北轍的兩面生活。

一方面,他奉井上筑後守之命書寫辱罵基督信仰的《顯偽錄》,自暴自棄地否定過去;另一方面,卻又積極翻譯西方學術書籍,對日本人傾囊傳授耶穌會培育時期習得的天文與醫療知識,渴望對社會有所貢獻。他的門下有幾位傑出的學生,包括外科醫師的始祖西玄甫、以及第一位任職於官僚的西醫杉本忠惠。後者成了費雷拉的女婿,將恩師兼岳父的遺骸納入皓臺寺的杉本家墳中。

皓臺寺墓園~費雷拉曾在此地安眠

皓臺寺墓園~費雷拉曾在此地安眠

為了尋訪費雷拉的遺跡,遠藤周作曾經多次造訪長崎,在皓臺寺墓園中汗流浹背地往返,再三確認墓碑上的名字,卻一無所獲。不過,皓臺寺一帶的「風景」卻深深吸引了他。坐鎮於山坡上的巨大樟樹、苔痕斑斑的古老石牆、正午豔陽下靜謐無聲的巷弄……激發了作家豐富的想像力。

我的採訪目的並非蒐集資料。資料,早就調查好並裝進腦裡了。我在那些土地上尋求的是「風景」,渴望體會書中人物曾經聞過的氣味、聽過的風嘯、沐浴過的陽光。

然後,我在心中模擬想像:「他或許聽過這樣的風聲」、「他應該也如此眺望過大海」

那些點點滴滴,串聯成我寫小說時的自信。

(摘譯自《沉默之聲》/遠藤周作)

瑞輪寺的紙燈籠

瑞輪寺的紙燈籠

後來,遠藤周作偶然得知,杉本家的後代將祖墳自皓臺寺遷出,一度落腳在品川的東海寺,最後遷徙至東京谷中地區的「瑞輪寺」。直至今日,在那座四處可見象徵德川家族之三葉葵圖案的「瑞輪寺」境內,尚能見到一塊刻滿亡者諡名的杉本家墓碑。其中,有一行文字寫著:

「忠庵淨光先生 慶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那是費雷拉留在日本的最後足跡。

天主若真是天地之創造者、萬物之主宰、智慧之泉源,當祂創造人類時,為何不讓全世界的人認識祂的真實?天主若真是慈悲之源,又為何創造出如此充滿苦惱與哀痛的悲慘世界?

(摘譯自費雷拉被官府逼寫的《顯偽錄》)

(待續)

刻有「忠庵」(費雷拉)名號的墓碑

刻有「忠庵」(費雷拉)名號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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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17, 2016 Posted by | 2016 長崎,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沉默》之後(第十回)

「最接近天堂與地獄」的雲仙天主堂

「最接近天堂與地獄」的雲仙天主堂

吉次郎的悲歌

 

身為小說家,我讓自己體內的多重人格獨立出來,分別發展成作品中的人物。以《沉默》為例:費雷拉是我,吉次郎是我,洛特里哥是我,就連井上筑後守也是我。

其他小說家應該也是如此。除了格外天賦異稟的天才作家以外,大多數人恐怕都難以創造一個「他人」。我認為,要書寫一個與自己毫無關係的腳色,是幾乎不可能達成的境界。

(摘譯自《沉默之聲》)

 

雲仙溫泉位於長崎縣東南端,是日本第一座國立公園境內的渡假勝地。

從歷史悠久的旅館區往南走,約莫兩公里處的山頭上矗立著一座紅磚教堂,造型宛若燃燒的火炬,外牆則因硫磺蒸氣的侵蝕而略顯斑駁。那是雲仙天主堂,為紀念真福安多尼石田神父等殉道者而建立的聖堂。堂區平時並無本堂神父駐守,而由教友輪流照管、接待朝聖者。經營溫泉旅館多年的栗原夫婦也是負責人之一,他們介紹雲仙天主堂時,總喜歡這樣開玩笑說:

「這裡,是長崎最接近天堂,也最接近地獄的天主堂。」

接近天堂,是因為它的所在地,位於約海拔七百公尺的高地;接近地獄,則是因為靠近被稱為「地獄谷」的源泉區。那裏一年到頭煙霧迷漫,充斥著刺鼻的硫磺氣味,焦黑的地表像被剝了一層皮,蒼白的石頭間尚可見到咕嚕冒泡的泉水,貪婪地侵蝕早已化成細沙的脆弱岩層。「地獄谷」的白色煙霧中,豎立著一座光滑的石雕十字架,下方刻劃著許多名字。那些人,都是在雲仙殉道的基督徒。

豎立於「雲仙地獄」的十字架

豎立於「雲仙地獄」的十字架

遠藤周作的《沉默》,以介紹棄教司鐸費雷拉作為開場,並引用了費雷拉被捕前從長崎寄出的報告,鉅細靡遺地描述了國內的迫害慘狀。其中,最叫讀者印象深刻的,恐怕是在「雲仙地獄」的酷刑場面。

江戶時代,德川幕府排斥基督信仰,迫害隨著掌權將軍的更替而越演越烈。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三二年間,雲仙成了最「熱門」的施虐區,不計其數的基督徒被押送到「地獄谷」,接受殘酷的拷問。他們或被剁去手指,或被劃開背部;在那之後,執行者用長柄杓舀起滾燙的泉水,緩緩倒在他們的傷口上,設法將其苦痛增至最大、行刑時間延至最長。問題是,肉體的折磨並無法達到預期的「棄教效果」,基督徒堅定的態度令掌權者惱羞成怒,有時甚至一口氣將六、七十名信徒直接丟入滾燙的源泉中,雲仙因此成為極具代表性的殉道聖地。

然而,在那些勇於為信仰犧牲的「強者」背後,卻也存在著許多躲在陰影下的「弱者」。《沉默》中吉次郎的身影,正是弱者的代表圖像。他生性善良卻意志薄弱,稍被威脅就立刻跌倒,棄教後卻又頻頻受到良心折磨,以至於一路跟隨被自己出賣的洛特里哥神父,哀哭著乞求寬恕。
 

「神父,神父啊!」

那悲哀的聲音宛如緊緊攀附母親的幼兒,不斷傳來:

「我,一直欺騙著神父。您不肯聽我說嗎?如果神父看不起我……我,也同樣憎恨神父和其他信徒。沒錯,我踩了踏繪。茂吉和一藏是強者,我卻無法像他們一樣堅強啊。」

官差忍無可忍,拿起棍棒走出門去。吉次郎邊逃邊叫:

「可是,我也有話要說,就算踩了踏繪的人也有話要說。您以為我是歡喜甘願地踩上踏繪的嗎?踩了踏繪的這雙腳很痛,很痛啊!我天生就是個弱者,天主卻要我模仿強者,豈不是毫無道理?」

他的怒吼聲斷斷續續,時而化為哀禱,又轉為哭訴:

「神父啊,像我這樣的弱者究竟該如何是好?我並不是為了金錢才出賣您的,只是因為被官差恐嚇……」

(摘譯自《沉默》)

 

永遠煙霧迷漫的「地獄谷」

永遠煙霧迷漫的雲仙「地獄谷」

其實,遠在《沉默》之前,吉次郎這個腳色已經多次出現在遠藤周作的作品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短篇小說「雲仙」,敘述某位小說家為了探尋三百多年前的棄教者吉次郎之足跡,造訪了吉次郎的同伴們慘遭酷刑的雲仙地獄。透過棄教者悲哀的眼,目睹「強者」雖遭受折磨卻寧死不屈,三十三天後被押解至島原刑場接受火刑,最終殉道。

正在點火的時候,一個男人不顧一切地衝上前,大聲叫嚷著甚麼,卻被柴薪燃燒的聲音所掩蓋。此外,濃烈的煙霧也阻擋了他的去路,以至於無法更接近柱上的受刑人。官差急忙上前制止,質問他是否也是基督徒?那人忽然怯懦駐足,喃喃辯解說自己並非基督徒,與那些人毫無關係;只不過受到眼前景象驚嚇,一時糊塗才會做出那樣的舉動。一邊說著,就一邊畏畏縮縮地退下了。

可是,人們卻看見他躲在後方,雙手合十,口中不斷說著「原諒我,原諒我」。七位受刑人在柱上朗聲歌唱,直至被火焰吞噬。從那歌聲,實在難以想像他們正身受如此殘酷的刑罰。過了不久,歌聲戛然而止,只剩下木頭燃燒的笨重聲響。眾人看見方才那人垂頭喪氣地離開,都說他肯定也是基督徒。

(摘譯自「雲仙」《切支丹的故鄉》)

雲仙天主堂內部

雲仙天主堂內部

創作《沉默》時,遠藤周作刻意將聚光燈的焦點放在踩了踏繪的弱者身上。在他的反省中,踏繪上的黑色汙痕並不只是從前的棄教者留下的足跡,更是他自己踐踏基督的指痕。藉著塑造小說中悲哀至極的腳色,他坦然承認「吉次郎就是我」。

有一回,遠藤周作與井上洋治神父及三浦朱門(天主教作家曾野綾子的丈夫)造訪雲仙的殉道聖地。站在煙霧迷漫、泉水沸騰的「雲仙地獄」前,遠藤周作突發奇想,詢問好友:

「三浦,如果有人對你說『不捨棄信仰,就把你丟進去』,你認為自己可以撐上多久?」

三浦向來不善說謊,他回答:「或許只能撐一分鐘吧。」

接著,我又問另一位同行者、天主教的神父:「你呢?」

「誰知道?」他很不高興地回答:「我會很努力地祈禱;可是,那樣的事誰也說不準。」

老實說,我在問話前已經有了心理準備,要是兩人都信誓旦旦地說自己絕對撐得下去,我可就要和他們絕交了。然而,這兩位真不愧是我的朋友,並不會如此信口開河。

「遠藤,你呢?你又能撐多久?」三浦反問我。

我老實承認,自己恐怕早在被帶來雲仙前就已經伸腳踩了「踏繪」;就算真被帶來此地,一看見滾燙冒泡的池水,肯定也會馬上嚇昏。

(摘譯自「一部小說完成前」《書之窗》昭和五十三年二月號)

 

在禁不起精神與肉體折磨而跌倒的「弱者」身上,遠藤周作看見了不堪的自我。踩上「踏繪」的腳該有多痛?跌倒之後,棄教者又該有多麼地後悔與自責?或許,藉著《沉默》,小說家最渴望傳達的並非十七世紀的基督信仰迫害史,而是被淹沒於歷史灰燼下的破碎的心、以及棄教者終其一生忍受的腳底疼痛。

《沉默》出版後,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認為遠藤周作鼓吹棄教思想,有些神職人員甚至將之列為「禁書」。遠藤本人也曾經在某次彌撒中,聽見講道台上的神父當著他的面破口大罵《沉默》。對於周遭的誤解與批判,作者固然委屈,卻不試圖辯解。有些時候,相較於有限的語言,沉默反而是更真實的回應。

其實,洛特里哥的棄教與吉次郎的告解場面並不是《沉默》一書的結局。附屬於書後的官方紀錄「基督徒宅邸官差日記」中,更頻頻出現二人的名字。遠藤周作暗藏伏筆,藉著耐人尋味的簡潔描述,邀請讀者一起思考棄教者的「在那之後」。可惜的是,大多數讀者往往因那份文件古老艱澀而直接跳過。在此,建議大家耐心閱讀整部作品,或許更能體會作者願意傳達的訊息。

(待續)

雲仙的溫泉旅館與旅客徒步區

雲仙的溫泉旅館與旅客徒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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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4, 2016 Posted by | 2012 從京都到長崎, 天主教周報, 家書, 專欄【沉默之後】, 愛看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發表留言

異鄉人

刊登於三月六日天主教周報上的作品

刊登於三月六日天主教周報上的作品

去年秋天,在石川縣旅行時,參加了金澤天主堂的主日彌撒。

彌撒結束後,神父站在門口送客,一見到我就伸出手來,好奇地說:「我從未見過妳,是第一次來嗎?」我告訴他,自己來自大阪總教區的蘆屋天主堂,是來金澤旅行的。神父聽了很高興,劃了十字祝我旅途平安。

對話結束後,我正準備離開,卻被一位陌生的先生叫住了。他怯生生地開口:「我聽到你們說話…妳是從蘆屋來的啊?」我點頭。他又問:「那麼,妳一定知道六甲天主堂囉?」六甲天主堂是耶穌會照管的聖堂,位於神戶市灘區的山丘上,與蘆屋之間雖然有點距離,卻都同屬於阪神地區,教友之間也偶有交流。「是啊,我們兩座教堂應該算是『鄰居』吧。」我笑著回答:「我也認識幾位六甲天主堂的朋友。」

聽我這樣一說,那位先生的表情頓時柔和了起來。他開始絮絮叨叨地向我述說,自己原是基督教徒,卻因認識了六甲天主堂的K老太太,深受感動,轉而進入天主教會。「幾年前,我因喪母之痛而意志消沉。K老太太卻以嚴厲的言詞給了我當頭棒喝。她大力拍打我的肩膀,鼓勵我說:『我在阪神大地震中失去摯愛的母親。喪母之痛,我也曾經嚐過,和你一樣明白。可是,卻不應該就此委靡不振。起來!振作!你究竟要沉淪到甚麼時候?』啊,多虧K老太太,將我從無止境的悲痛中一拳打醒……」

那位先生侃侃而談,說個不停。講完K老太太的故事後,又接著述說自己曾經奉獻給堂區四株與高山右近同名的鬱金色櫻花樹,因而被地方媒體採訪等事。我站在門邊聽他說話,更好說是「接收他傾吐出來的連珠炮般的言語」。他,焦急得很,急於傾倒腹中的一切。蘆屋與六甲,或許只是開啟話匣的引子,因為他似乎毫不介意我是否認識K老太太,只不過需要一個傾聽的對象。我靜靜觀察眼前的說話者,這人多大年紀?從他耳邊夾雜的白絲看來,應該不出五十上下。身上穿著工整的白襯衫與背心,腳上則套著磨得光亮的黑皮鞋。這位先生從事甚麼職業?平常過的又是怎樣的生活?

金澤城_01

「我其實是京都人。」他喘了口氣,忽然說:「是計程車司機,剛搬到金澤不久。」

我赫然明白,站在自己眼前的,是一位剛進入陌生環境的異鄉人。

石川縣面對寒風凜冽的日本海,無論氣候或鄉土人情都與關西地區截然不同。不像我,是個短暫停留後便翩然離去的旅人;這位先生所面對的,是日常生活中時刻遭遇的巨大改變。他或許努力適應環境,心內卻戀戀不捨地思念家鄉。因此,才會在不期然聽見熟悉的地名,得知我來自離他老家不遠之處時,情不自禁地攀談,就好像見到久違的親人一般。

「妳趕時間嗎?」他沒頭沒腦地說:「送妳一個小禮物,在車上,等我一下,好不好?」

話還沒說完,他便連跑帶跳地衝出門,過沒多久,帶著一小包巧克力口味的加賀煎餅回來:「哪!送給妳。我開計程車時,喜歡在車上放一些當地名產,送給來自遠地的乘客。」「啊,謝謝您。」我受寵若驚地收下那包餅乾。他則一臉幸福地重複:「是加賀煎餅,金澤著名的加賀煎餅喲!」

金澤天主堂外觀

金澤天主堂外觀

在那之後,新朋友熱情洋溢地領我在庭院裡走來走去,介紹小丘上的聖母像、草地上的切支丹燈籠、他奉獻的四株櫻花樹幼苗、以及周遭的種種花草樹木:「瞧,這是北海道的樹種,會在春末開出淡紫色的花朵;這是白夏樁,在盛暑綻放的茶花樹……」只見他在樹叢間跌跌撞撞,不時被枯枝勾住,或被樹根絆倒,卻絲毫不介意。彷彿一個渾然忘我的小孩子,驕傲地向我展示自己的新家。

北國的冬天晝短夜長,不一會兒功夫,天色已然渾沌灰暗。蒼白的燈光下,那位異鄉人揮舞著雙手,在光禿禿的樹叢間走動,滿懷熱忱地為我解說花圃春天的樣貌。猛不妨,我感覺眼角一陣濕熱,朦朧中,眼前的枯枝似乎添了顏色,頓時花團錦簇了起來。

「您不冷嗎?」我問。

「不冷不冷!」他很快樂地說:「做我這一行的人,很知道該如何保暖。襯衫下可是穿著防寒衣哪!」

不冷,或許是心境使然,因為他身上的衣物畢竟單薄。反觀我自己,手套圍巾與厚大衣全上了身,卻還是冷得發抖,氣息化為空氣中的白霧,緩緩上升。

於是,我向他道謝,鄭重地告別。他的表情略顯不捨,卻還是彬彬有禮地說了再見。我倆在空曠的金澤天主堂廣場上行禮如儀,而後各奔他方。自始至終,我們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我其實來自臺灣,和他同為異鄉人。

我們之間的交集,是一塊名為故鄉的土地。

是他的曾經,我的現在。

金澤景色_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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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22, 2016 Posted by | 金澤, 親愛的朋友們, 高山右近, 四季, 天主教周報, 家書, 我的作品, 旅行, 日本, 主內家書 | 2 則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