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身的衣服」～遠藤周作的信仰與苦惱

刊登於四月號「宇宙光」雜誌上的作品

遠藤周作，於1923年3月27日誕生於東京，是遠藤家的次子。三歲時，隨著父親的職務調動，舉家遷居滿州大連。小學時代的周作已對寫作產生興趣，四年級時的作文「泥鰍」，還曾經被刊登在大連新聞報上。十歲時父母離異，父親再婚，母親則帶著正介與周作兩兄弟回到日本，寄居於西宮市的胞姐家。

在天主教徒姊姊的影響下，周作的母親開始帶著孩子上教堂，並移居至夙川天主堂附近。周作原是個古靈精怪的孩子，照相時從來不守本分、老是扮鬼臉，滿腦子又充滿稀奇古怪的念頭。因此，主日學時代對他而言如魚得水，與一大群年齡相近的孩子在院中玩耍，遠比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裡「聽道理」來得快活多了。他的「惡行惡狀」流傳至今；一直到現在，夙川天主堂的教友們依然津津樂道，經常指著屋頂尖塔，笑著對人說：「遠藤周作小時後調皮，曾經爬到塔頂，讓神父罵了個臭頭！」

1935年五月，周作的母親先於任職的小林聖心女中領洗，聖名瑪利亞。同年六月，周作與哥哥一同在夙川天主堂領洗，聖名保祿（保羅）。

遠藤周作曾經多次在書中描述十二歲時的領洗，是「被母親硬生生套上一件不合身的衣服」。

遠藤周作度過少年時期的夙川天主堂

「在我的少年時期 — 應該稱之為幸或不幸？ — 被迫接受了基督宗教的洗禮。之所以使用「被迫」這個被動式語詞，是因為那行為並非出於自己的意願。

……套在我身上的，是母親從店家買回來的成衣，硬是強迫兒子穿上的。

儘管如此，那件衣服對我而言卻一點兒也不合身，有些部位過長，有些部位過於寬鬆，有些部位卻又太短。那種衣服不合身的煩惱，在我到達某個年齡之後，一直緊追不捨地困擾著我。」（節錄自『外邦人的苦惱』）

那件「不合身的衣服」逐漸成為少年周作難以負荷的重擔。不思不想的主日學時代一過，他開始陷入否定與疑惑的情緒中。青年時期的周作多次對信仰產生懷疑，並試圖擺脫那件「衣服」，甚至想將自己體內的基督信仰連根拔除。然而，那些捨棄信仰的嘗試終究以失敗告終，主要原因是出於對母親的愛戀與不捨。

長崎外海地區的遠藤周作文學館中，保留了作家生前愛用的書桌。館方為那張書桌設置了一個特別的角落，將燈光調得昏暗，暖暖地照在擺放稿紙的桌面上。寫作時，遠藤周作喜歡將自己關在狹窄的書房裡；那裡幽暗而潮濕，讓他感覺宛如置身母胎。有時，他甚至會產生母親依然在世的錯覺，以為她就站在座椅背後，靜靜地探頭看他寫字。母親無言的存在並不造成干擾，反而令他心安。

「我像個老派的鐘錶匠，弓著背坐在那個小房間裡。周遭唯一的聲音，就只有座鐘細碎的滴答聲；那樣的聲響，或許正如我尚在胎中時所聽見的母親心跳。」（節錄自『難以入眠之夜所讀的書』）

母親，對於遠藤周作而言，是苦惱與掙扎，也是愛慕與喜樂。母親為愛受苦的臉，在他心中與基督的樣貌相疊，經常在緊要關頭拉扯著他回頭，保護他不至於走得太「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藤周作以戰後第一批留學生的身分出國，隻身來到法國里昂。在那個既沒有大使館，又沒有簽訂和平條約的城市中，青年周作是極為孤獨的。身為戰敗國國民的他既沒有任何朋友，又被種族歧視的衝擊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當時，他唯一的「交心」對象，是一隻被關在公園破舊鐵籠中的母猴。當時，身處於籠外的遠藤，在孤單落魄的籠內猴子身上找到了認同。

他們，都是「外邦人」。

後來，遠藤周作罹患肺結核，被迫結束三年的留學生涯。法國雖然是天主教國家，卻讓他感受到極為深刻的「格格不入」。那份疏離感催迫著青年周作，促使他反省並正視被母親硬披上身的那件「衣服」。就在那個時期，遠藤周作開始意識到某種專屬於自己，得靠畢生來完成的「使命」。

「那個『使命』就是：該怎麼將對自己而言距離甚遠的基督宗教，轉變為更切身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該如何經由自己的手，將母親強迫我穿上的西服，修改成合乎我這個日本人體型的和服。」（節錄自『外邦人的苦惱』）

回國後的周作全心灌注於寫作，並將那剛啟蒙的「使命」編織成文字。留學時期的苦澀經驗，赤裸裸地顯示在「白色的人」與「黃色的人」兩部作品中。其中，「白色的人」得到「芥川獎」，從此奠定了遠藤周作在文壇上的位置。

促成遠藤周作寫下「沉默」的踏繪

四十一歲那年，遠藤周作初訪長崎。他在大浦天主堂後山腰的某座洋房裡，偶遇了一幅老舊的「踏繪」，成為日後寫下「沉默」一書的楔子。

所謂「踏繪」，是日本信仰史上極為悲傷的產物。

禁教鎖國的時代，長崎的宗門奉行（專司禁教、改宗等宗教事務的政府單位）為了迫害基督徒，發明了種種「辨識工具」，好將異宗一網打盡。「踏繪」原為畫在紙上的聖像畫，主題通常是十字架、耶穌基督或聖母像。官員們會要求所有人踐踏、咒罵、侮辱並唾污那幅畫，好證實自己的「非基督徒身份」。後來，紙做的踏繪不堪使用，於是演變為更「耐用」的銅版浮雕，牢牢鑲嵌於厚重的木框內。

遠藤周作在長崎見到的那幅踏繪，由於遭受過多踐踏，銅版上的基督臉孔已被磨平，原有的莊嚴容貌不復得見；取而代之的，卻是顯露於不堪與憔悴間的深沉悲傷。除此之外，他更注意到環繞銅版的木框上，留有許多宛若指痕的黑色印記。那些黑色痕跡深深地刻印在作家心底，並在往後生命中不斷浮現，彷彿催促著他正視三個問題：首先，倘若自己活在同一時代，是否也伸腳踩了踏繪？其次，留下那些黑色指印的人們，踩下時懷著什麼樣的心情？最後，踩上踏繪的又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群人？

在那之後，他開始閱讀大量相關書籍文獻。叫他驚奇的是，書中卻找不到任何「棄教者」的身影。被記錄成文字留下的，往往只有自始至終秉持信念，在璀璨光榮中殉道的「強者」；相對之下，那群雖然滿心不願意，卻沒有足夠勇氣殉道，最終屈服於現實，踩上踏繪的「弱者」，卻在歷史洪流中被活活掩埋了。就好像，他們從來不存在……。

那時，我感覺似乎找到了什麼線索，能夠縮短長年來一直困擾自己的距離感 — 也就是「基督宗教與日本」，或者該說是「基督宗教與我」之間的距離感。

此外，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逐漸意識到唯有藉著文學的力量，才能喚醒那些被政治與歷史因素埋沒在沉默灰燼中的弱者們，讓他們有機會重新「活起來」、站立行走、並發出足以被聽見的聲音。對我而言，撰寫那樣的小說是有意義的。（節錄自『外邦人的苦惱』）

長崎出津文化館中收藏的踏繪

遠藤周作認同那群信仰中的軟弱者，因為他謙遜地明白，自己其實也是「其中一個」。在他的筆下，耶穌基督經常以軟弱且貧窮的容貌出現：或許是集中營中陪著死刑囚害怕恐懼以至於尿濕褲子的身影，也或許是因著本性的善良而被欺凌至死的傻瓜……。藉著反省自己的信仰經驗，以及種種苦惱中的領悟，遠藤周作透過多彩的作品描繪他眼中的基督，是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受盡侮辱被人遺棄，容貌損傷得不像人子的存在。然而，祂卻也熟悉一切苦痛；因為，我們所受的苦，祂都一起受了。

「沉默」書中，當棄教司鐸洛特里哥顫抖著將腳伸至踏繪上方，即將踩上那張他以全部生命深愛着的臉時，感受到腳底有股劇烈的疼痛。他彷彿聽見耶穌的聲音說：「你腳下的痛，我比誰都知道。」此外，透過那個卑劣可憐的出賣者吉次郎，遠藤周作更在深沉的憐憫中，讓他發出無言的吶喊：「究竟又有誰能斷言，弱者所受的苦會比強者少呢？」

在嚴厲的鎖國與宗教肅清之下，日本國內的基督信仰表面上已被除盡。然而，卻有一群偽裝成佛教徒的「潛伏基督徒」，每年強忍著心中與腳下的刺痛，在官差面前踐踏「踏繪」，回家後帶著眼淚以苦鞭擊打己身，忍氣吞聲地將信仰默默傳承下去。兩百五十多年後，德川幕府垮台，法國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們重返日本建築聖堂，在長崎大浦天主堂與隱藏的基督徒相會。那場史無前例的「信仰復活」，震驚了全世界。

殉道者們的鮮血，成為信仰的種子。在漫長的黑暗中懷著希望等待，並使那種子發芽開花結果的，則是那群被歷史灰燼掩埋、背負著背教者污名、含淚踐踏踏繪的弱者。

遠藤周作尊敬強者的勇氣，也認同弱者的苦痛。因為，他們都是基督徒，身上穿的也都是基督。衣服，只有一件。或許帶有西服外貌，也或許呈現和服剪裁；然而，當外表被磨得失了形狀之後，呈現在內裡的，卻是基督徒共有的樣貌。

那樣貌，肖似於祂。

長崎外海～遠藤周作蘊釀出「沉默」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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