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上踏繪的人（下）

漫畫家千葉徹彌描繪兒時的滿洲逃難經歷
（攝於東京和平祈念展示資料館）

　可奈惠（堤太太）生於1943年，是原田家期盼已久的長女。滿周歲那年，她的父親鷹市帶著妻小遠赴中國東北的哈爾濱。當時，那裡隸屬於日本建立的魁儡政權「滿洲國」。

　新天地哈爾濱的生活平安順遂，卻有個難解的怪現象：住在附近的滿洲人逐日「消失」，無人知曉其行蹤。

　鷹市夫妻試圖打聽，眾人卻語焉不詳或刻意避開話題。畢竟，軍國體制下草木皆兵，任何不慎的言行都可能惹來殺身之禍。雖然如此，街頭巷尾卻秘密傳遞著小道消息，反覆出現的關鍵字是「731部隊」。

　731部隊！

　對於戰時歷史稍有認識的人，聽到這個名詞恐怕都會不寒而慄。

　731部隊成立於1936年，總部設在哈爾濱市郊的平房區。它的正式名稱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是舊日本帝國陸軍旗下的秘密研究部隊，由軍醫中將石井四郎統率，故又稱為「石井部隊」。因著後方強大的軍資援助，731部隊擁有最先進的設備，也網羅了國內外頂尖的科學家。他們對外宣稱研究內容為防疫與飲水淨化，卻於暗中進行慘絕人寰的活體解剖實驗，研發細菌與生化武器並實際使用。

　其實，有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化學武器造成的慘重傷害，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各國早於1925年簽屬「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明文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毒氣或細菌武器。日軍為求戰果，卻公然罔顧人道公義，積極研發生化武器。最令人髮指的是他們實驗時使用的「白老鼠」，竟是來自中國、蘇聯、朝鮮、蒙古、美國等地的戰俘或情報人員，也有中國各地的反日農民或知識分子，更包括憲兵隨意逮捕的無辜百姓、婦女孩童。那些人被秘密運入營區後，便不再擁有名字，僅剩編號，並被蔑稱為「MARUTA」，意指可以任人宰割的「原木」。根據最保守的估計，慘死於實驗中的犧牲者高達3000人。

　話說回來，731部隊的酷行畢竟在層層保護下秘密進行。因此，像鷹市夫妻這般市井小民雖然住在附近，對其內情卻一無所知。眾人雖感疑惑，卻也無能為力。直到戰爭結束後許多年，當時的惡行才逐漸被揭發出來。

哈爾濱平房的731部隊遺跡
(相片取自維基百科)

　1945年8月9日凌晨，蘇聯紅軍突然入侵滿洲。

　當時，滿洲與朝鮮的遼闊大地上居住著將近兩百萬日本移民（不含軍隊）。他們多半來自赤貧的農村，為了存活也為了響應開墾殖民地之國策而離鄉背井。在嚴格的思想統治下，這群純樸的百姓相信帝國聖戰必勝，根本不知道皇軍早如風中殘燭，也從未料及「友邦」蘇聯竟會背盟敗約。那時候，原本應該保護移民的「關東軍」（註一）僅剩空殼，主要軍力早被秘密調派至南方陣線，百姓中稍微有戰鬥力的男丁也被徵召殆盡。留在家中的老弱婦孺赤手空拳，哪裡抵擋得過紅軍瘋狂的燒殺擄掠？頓時血染大地，慘狀一言難盡。

　戰後，鷹市家在哈爾濱苦等了將近一年，總算被安排進入返鄉行列，臨行時卻遍尋不著十一歲長子。夫妻倆心急如焚，找了大半天才發現兒子與一名中國男孩躲在一起。原來，兩個好朋友不願分離，竟然相約躲藏。他們哭得聲嘶力竭，叫周遭大人也不免斷腸。這場哀慟的訣別在男孩心中烙下難以抹滅的陰影，以至於畢生塵封往事，絕口不提。

　「哥哥從不說滿洲的事。」堤太太回憶：「唯一一次開口，是在戰後媒體揭發731部隊惡行時。他與父母激動地談論當年發生的種種，講得血脈噴張，幾乎聲淚俱下。我從未見過那樣的哥哥，很感震撼。不過，自始至終也就那麼一次而已。」

戰後撤僑艦船艙內的樣子
（攝於東京和平祈念展示資料館）

　鷹市一家人總算搭上撤僑火車，與眾多難民擠在破舊的車廂裡。途中偶爾靠站添煤加水，乘客便趁機下車解手。問題是，火車說停就停說走就走，從不事先通知，來不及上車的人就那樣被無情地落下。此外，戰後盜賊橫行，載客火車經常遭遇土匪打劫。乘客整路噤若寒蟬，深怕發出聲響引來不速之客。很多啼哭的乳嬰與幼兒因此被活生生地拋出車窗，不少悲痛欲絕的年輕母親竟也跟著跳車身亡。箇中悲慘，難以勝數。

　逃難時，可奈惠（堤太太）不滿三歲，被母親放在座位頂端的行李架上，竟然一聲不吭地睡了三天，因而保住性命。據說，當他們好不容易抵達遼寧省南端的葫蘆島時，小女孩已經瘦成皮包骨，僅剩瞳孔在凹陷的眼眶中閃閃發光，透露出頑強的生命力。一家人在葫蘆島又等了兩日，總算順利搭上撤僑艦，由九州門司港上陸，返回睽違已久的祖國。

　返國後，鷹市一家投靠親戚，借住在原田夫人的長姊家。那裡位於兵庫縣寶塚市，正對門便是著名的寶塚歌舞劇團（註二）。三歲的可奈惠天真無邪，經常搖搖擺擺地前去「串門子」；門房從不阻擋，劇團的大姊姊們也都疼愛這個小不點，甚至容許她一起在台上有模有樣地練跳民謠「東京音頭」的傳統舞蹈。可奈惠長大後回顧童年，最早的記憶竟非滿洲或逃難，而是高懸於寶塚排練場大廳的水晶吊燈。那盞水晶燈並不特別華麗，映在看慣了黃土大地的眼眸中，卻比世上任何景色更顯得燦爛輝煌。

寶塚歌舞劇1930年公演照
(相片取自維基百科)

　一年後，原田家遷往兵庫縣尼崎市定居。可奈惠還記得，附近有一位氣質高雅的女子，長得清秀美麗，想是好人家出身。那位女子平時看來與常人無異，卻會忽然「發瘋」，跳進路旁存放堆肥的池子裡，很享受地撈起糞尿塗抹身體，興高采烈地說「嘻嘻嘻…泡澡…真舒服…」臭氣薰天，眾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到現在還清楚記得她泡在糞池中的模樣，好端端的一位漂亮小姐呢！唉…」堤太太嘆了一口氣，緊接著說：「不知道她經歷過甚麼，以至於心神崩潰。那年頭，日本到處可見類似處境的人，實在可憐，想必都是戰爭的受害者。」

　原田家亦飽嚐戰爭苦果。

　鷹市好不容易從滿州逃回祖國，迎接他的卻是老家長崎受到原子彈攻擊、父母雙亡的消息。

　1945年8月9日早上，73歲的原田勘七與妻子阿朔前往浦上天主堂參加彌撒。結束後返回位於橋口町的家中，正在準備午餐時，美軍投下了繼廣島之後的第二顆原子彈。橋口町距離爆心點僅五百公尺，老家於瞬間消失，勘七與阿朔屍骨無存。

　六歲那年，可奈惠第一次隨父母返鄉。他們從大阪搭了整整22小時的火車，總算抵達長崎。當時，戰爭已經結束四年，長崎卻依然傷痕累累。自幼陪伴鷹市的浦上天主堂僅剩半座鐘樓與南面的斷垣殘壁，瓦礫間處處可見焦黑傾倒的殘破聖像。

　「從前，不管從哪裡都看得見高聳於山丘頂端的天主堂，聽得見雙塔傳來響亮的鐘聲。」鷹市憶起母親，不禁哽咽：「你們的阿朔奶奶眼睛不好，無法常常上教堂。但是，她只要聽見鐘響，就算再忙也會停下手邊工作，掏出腰帶裡的玫瑰念珠祈禱…」

永井隆手繪原爆摧殘後的浦上天主堂
（攝於長崎永井隆紀念館）

　鷹市帶著家人前去拜訪好友，就是那位與他一起被暱稱為「浦上的兩個Taka」的永井隆博士。永井隆在原爆中失去摯愛的妻子，自身也被輻射侵蝕得體無完膚，與一雙幼兒相依為命，住在朋友幫忙搭建的小木屋裡。生活固然艱苦，永井隆卻總不失喜樂。他將小屋命名為「如己堂」，意味「愛人如己」，並教導孩子們要「活得相稱於這個名字」。

　「唉呀，好小的房子！像扮家家一樣，怎麼住得下？」這是可奈惠對「如己堂」的第一印象。

　如己堂僅兩張榻榻米大小，鷹市進去後已然「客滿」，可奈惠只好和母親坐在窗外的露臺邊。永井隆的幼女茅乃為他們端來茶水，之後便靜靜地退到屋後。可奈惠只覺這位小姊姊看起來聰明早熟，神情中卻帶著難掩的落寞。

　永井隆當時腹水便便，已經病得無法起身。鷹市跪坐在好友枕邊，傾訴這些年來的點點滴滴，講到傷心處悲憤填膺：「該死的美國人！都是他們害的！我真想殺掉美國兵，為爸媽報仇！」

　永井隆原本帶著溫和的微笑，聽見鷹市那樣說，頓時板起臉來：「鷹市，你不該這樣想！仇恨並不能解決問題。戰爭沒有輸贏，只有毀滅。」他掙扎著撐起上半身，提筆在宣紙上寫了三個大字：「願和平」（平和を），交給好友：「人之所以生存，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彼此相愛。鷹市，我們豈不是和平之子？願和平，願和平啊……」

臥病在床的永井隆書寫「願和平」
（攝於長崎永井隆紀念館）

　可奈惠漸漸長大。上高中時，負責教導日本史的是京都某座寺廟的住持之子（註三）。那位老師年紀很輕，是剛畢業的實習講師，上課生動風趣，很受學生愛戴。當他提及大航海時代的歷史時，介紹角度卻明顯偏頗：只強調基督信仰隨著歐洲殖民主義侵略日本、一味討好執政者、蔑視當地原有信仰、破壞神社佛寺、迫害僧侶…等惡事。同學們聽得目瞪口呆，可奈惠卻如坐針氈。回家後，她提筆寫下一封信，隔日交給老師：

　「……的確，教會在歷史中曾做過不少惡事，傳教士隨著地理大發現的船舶東進，在殖民地強迫當地人領洗、迫害傳統信仰等事也是不爭的史實。但是，卻不是『全部』。您身為歷史教師，原該保持客觀，卻單方面強調其惡，避而不提其善，豈不有失公道？此外，聽講的學生中也有像我這樣的基督徒。請老師在講課時，也顧及我們的感受。」

　老師大吃一驚，對自己的輕率言論感到後悔。他馬上回信道歉，並從此修正授課角度。因著這次魚雁往返，可奈惠與老師建立起一段真摯而美好的友誼。

　上大學時，可奈惠第一次聽父親講述曾外祖父久保的故事。

　當時，鷹市認為女兒已經長大，有能力分辨是非，遂娓娓傳述家族歷史。沒想到，年輕的可奈惠血氣方剛，聽見曾外祖父竟然是「踩上踏繪的人」，怒不可遏。她毫不留情地批判久保貪生怕死，對其背後苦衷置若罔聞。鷹市察覺女兒的「時候未到」，便不再多說，神情惆悵。父親苦澀的沉默，反在可奈惠心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象。

　可奈惠固然不齒於曾外祖父的「背叛」，卻也開始對家族史產生好奇。冷靜下來後，她憶起高中時代的經驗，赫然發現自己正重蹈當年老師的覆轍，忽略了事實原有多重面相，不該只憑單方面好惡評價。在那之後，她開始追根究柢，透過長輩口述及戰火摧殘下寥寥無幾的史料，一點一滴地認識了腳下的歷史。隨著年歲增長與生命經驗的累積，她的視界漸寬，待人接物也多了幾分諒解、幾分寬容……

　我想起堤太太第一次提及家族史的神情。

　那時候，她的目光明亮，神情溫和且堅定，毫不諱言地對我說：

　「我的祖先是浦上的基督徒，是『踩上踏繪的人』。」

　聽完堤太太精彩的生命故事，恍然如夢。最後，我再問：「妳的家族一路行來，經歷過這麼多酸甜苦辣。現在，妳怎麼看待這段漫長的歷史？」

　堤太太沉默了半晌，然後抬起頭來，笑著說：「回顧過去，我只覺一切都很好。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這就是我的八十歲好友給出的人生總論。

蘆屋天主堂的好朋友堤太太（可奈惠）

完

本作刊登於2023年5月號、6月號《宇宙光雜誌》的「書寧看日本」專欄

註一：
「關東軍」乃1919~1945年，日本帝國駐紮於中國東北地區之武裝部隊。「關東」意指山海關以東，即滿州全境。「關東軍」之部隊總人數最多時，曾高達74萬人。

註二：
「寶塚歌舞劇團」，起源於日本兵庫縣寶塚市的歌舞劇團。自1914年首演後，迄今仍是日本廣受歡迎的主要劇團。演員均為「寶塚音樂學校」的畢業生，清一色全是未婚女性。她們的校訓是「清、正、美」，演出宗旨則為「男女老少皆能樂在其中的國民娛樂」。演出題材健全，包括東西方文學、歷史、幻想、音樂劇等。

註三：
日本的明治政府掌權後，於1872年頒布「肉食妻帯勝手たるべし」政令，明文宣布僧人可任意蓄髮、食酒肉、娶妻、生子。在那之後，日北的佛教逐漸發展出獨樹一格的特色：大多數佛寺由父子代代相傳。（亦有少數宗派堅守五戒，延續傳統。）

踩上踏繪的人（上）

長崎浦上天主堂
(本篇圖文刊登於2023年5月號《宇宙光雜誌》上的「書寧看日本」專欄)

　堤太太和我同屬於日本蘆屋天主堂，為人古道熱腸，行事爽利幹練。除了堂區大小事務外，她更投身於各界非營利組織的公益活動：支援天災人禍的受害者、陪伴被迫處於弱勢的移民勞工…為主為人奉獻不遺餘力。

　堤太太與我從起初便相識，卻不曾深談過彼此的身世背景。直到最近，她得知我經常造訪長崎、對當地的信仰史感興趣，遂於閒聊時說：

　「我雖然在關西出生，祖先卻是長崎人，老家就在浦上地區。」

　我大吃一驚：「長崎浦上！所以，妳的祖先是潛伏的基督徒囉？」

　她點頭。

　我再問：「那麼，他們也經歷過那場近代的信仰大迫害，曾經被流放到異鄉？」

　堤太太搖頭，沉默了大半晌，然後直直望著我的眼，一字一句緩緩說：

　「嚴格說來，我的祖先是『跌倒的基督徒』，是踩上『踏繪』的人。」

　堤太太的家族史，得從她的曾外祖父「久保」老先生談起。

　「久保」（Kubo）是名還是姓？已經無從考證，只知道他與家人代代住在長崎的浦上村。那裡曾是基督信仰扎根最深的地方。

2016年電影「沉默」中實際使用的踏繪複製品（攝於長崎二十六聖人紀念館）

　十六世紀中葉，聖方濟沙勿略隨著地理大發現的熱潮來至遠東，於1549年抵達鹿兒島，在日本埋下基督信仰的種子。

　當時的日本正值戰國時期，世局動盪，人心惶惶。信仰的力量宛若清泉，源源不絕地滋潤了戰火下飢渴無助的心靈。福音如同野火燎原，以驚人的速度傳遍各地；其中又以長崎為最，境內教堂、修院、醫院、慈善機構、神學院林立，以「東洋的羅馬」的美名稱揚海外。

　好景不常，發展快速的基督信仰令掌權者備感威脅。在利益權衡的考量下，執政者多次發布禁教令，驅逐外籍傳教士與有力人士，開始了大規模的信仰迫害，手段殘酷，駭人聽聞。於是，各地基督徒被迫潛入地下，舉村偽裝成佛教徒，暗中以秘密組織形式傳承信仰。這段不見天日的黑暗時期長達兩百五十年之久，直到近代才重見曙光。

　長崎境內，「浦上村」（Uragami）是基督信仰最盛的區域。浦上又分五鄉，其中四鄉「本原」「中野」「家野」「里」，居民幾乎全是潛伏的基督徒。堤太太的曾外祖父久保亦然，繼承了照管鄉公所的家業，也繼承了祖傳的信仰。

　1865年3月17日，一群來自浦上村的農民偷偷造訪長崎的「法國廟」（註1），向本堂神父宣認信仰：

　「我們的心，和你的心，是一樣的。」

　這就是撼動世界、日後被教宗譽為奇蹟的「信徒發現」：日本有一群隱藏的基督徒，在沒有任何傳教士或神職人員帶領的狀態下，竟能藉著秘密組織傳承信仰，持續了七個世代之久。經過兩個半世紀的漫長等待，黑暗中的百姓終究盼到了光明。

「信徒發現」的舞台，長崎大浦天主堂

　問題是，當時的日本仍處於禁教體制之下。

　即使後來德川幕府垮台，政權交替，新上任的明治政府卻依然承繼前任者的宗教政策，繼續打壓基督徒。在那狀態下，明認信仰等同於殺身之禍。「信徒發現」後，浦上村的基督徒再也不能用隱藏的身分保守信仰。所有人都必須做出明確的決定：是就說是，非就說非。

　不願再隱瞞身分的基督徒被接二連三地逮捕，分批送往九州、四國、本州的偏鄉寒村集中管理，最遠甚至到達名古屋。他們遭受極不人道的待遇，被迫服苦役、受拷打、接受沒完沒了的洗腦教育長達六年之久。那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惡名昭彰的「浦上第四次大迫害」。迫害後，浦上村幾乎全被淨空，被放逐人數高達3380人；許多人就那樣死於異地，再沒有機會返回家鄉。

　那時候，堤太太的曾外祖父久保選擇留下。

　他忍受恥辱，代表全家人踩上「踏繪」，同時背負迫害者與被害著的不齒目光，成為信仰的「跌倒者」。隱藏在那抉擇背後的辛酸，就連至親也難以理解。

　「我第一次聽說曾外祖父的故事時，氣得發抖…」堤太太對我說：「當時的我太年輕，還不懂得體諒；只覺得他貪生怕死很丟臉，就在親戚家裡大放厥詞，毫不留情地厲聲批判故人。」

　「浦上第四次大迫害」發生的幾年後，久保才向自己的子女透漏心思。

　他對兒子說：「咱們家代代照管鄉公所，這職務將由你繼承。現在，村裡人固然被放逐到異鄉，將來總有一天會回來。在他們回來之前，必須有人看顧家鄉。我之所以踩上踏繪，就是為了留下來，好能盡這個責任。」

　緊接著，他又對女兒說：「阿朔，妳將來會嫁人，搞不好就離開浦上了。外地對待基督徒比較寬容，不像咱們這裡。所以，我要妳好好地保守信仰。今後無論發生甚麼事，唯有這一點絕對不能忘記！」

　就這樣，久保獨自承受背教汙名，將家族一分為二：一方守護家園，另一方傳承信仰。就這樣，他們就這樣沉默地走過了日本信仰史上最後一次大迫害。直到明治六年（1873），日本政府才在歐美列強的壓力下，解除了兩百多年來的禁教政策。

　後來，久保的獨生女阿朔並未像父親所預言的「遠嫁他方」，而是嫁給同為基督徒的原田勘七，定居浦上。原田勘七出身廣島，是手藝精湛的石匠。浦上有一座巨大的石碑「殉道真福之墓」（註2），就出自其手。二戰末期，美軍在長崎投下原子彈。勘七製作的紀念碑距離爆心點僅700公尺，在強烈的暴風下卻屹立不搖。原爆輻射在石碑側面留下焦黑的痕跡，成為信仰史與原爆雙方面的珍貴見證。

　勘七與阿朔夫妻育有四個孩子（二男二女），長子名叫「鷹市」（Taka-Ichi），即為堤太太的父親。

　鷹市的身材短小精悍，個性直爽，很有領導風範。當時，浦上天主堂有兩位青年，名字裡都帶著「Taka」發音，被人稱為「浦上的兩個Taka」：一為鷹市，另一則是著名的永井隆博士（Nagai, Taka-shi）。人們若要區別，就說「大人物的Taka」或「矮個兒的Taka」。永井隆博士不喜歡人們如此稱呼，鷹市卻渾然不以為意，總是一笑置之。浦上的兩個Taka非常要好，友情一直持續到人生末刻。

　鷹市長大後離鄉，來到關西地區，在兵庫縣尼崎市成家立業。他繼承了母親阿朔的信仰，與妻子共築虔誠的基督徒家庭。在尼崎期間，夫妻倆孕育了一子一女；女兒名叫可奈惠（Kanae），也就是我的好朋友堤太太。

　可奈惠誕生於昭和十八年（1943），二次大戰如火如荼的年代。

　戰時體制下的軍國日本，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當時，日軍已經開始節節敗退；軍方壟斷的政權卻不允許民心離散，反而更激昂地宣導聖戰，嚴格執行思想統治。在那價值觀扭曲的時代，只要有一點兒風吹草動，都可能成為憲兵恐怖打壓的「正當理由」。

　那時候，日本國內有很多被強行擄來做苦工的朝鮮人，待遇極其悲慘。鷹市生性慷慨豪邁，又是基督徒，哪能忍受眼前有弱者受欺凌？因此，他經常仗義直言，主動出面為朝鮮人抱不平。誰知道，那樣的義行竟惹惱了憲兵。

　有一天，鷹市遭憲兵逮捕，冠上莫須有的「紅匪」罪名，鋃鐺入獄。他在獄中受了許多苦，甚至被割去右耳。

　在那之前，鷹市原本就因身材矮小沒通過徵兵體檢，無法投身疆場為國捐軀，早被左鄰右舍詬病為「非國民」。現在，他不知悔改，竟又成為憲兵的眼中釘，「罪上加罪」，怎麼得了！出獄後，鷹市一家人在輿論壓力下簡直無法存活。他們受到冷酷的排擠，經常領不到配給物資，生活度日益發困難。為了尋找生活的可能性，鷹市只好帶著家人離開，遠赴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的魁儡政權「滿洲國」，最終落腳在哈爾濱。

　鷹市任職於當地工廠，與妻小一起住進公司提供的宿舍。大陸的土地遼闊，風氣自由，不像日本扭曲閉塞。他們在那裡如魚得水，過得平安快樂。長子很快就與當地人打成一片，交了許多中國朋友。

　生活漸漸適應後，他們忽然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不知為何，同住在公司宿舍的滿洲人一天接著一天減少。那些人並沒有交代去了何方，就那樣突然消失，從此再沒回來過。鷹市夫妻試圖打聽，人們卻不是一無所知，就是刻意避開話題、語焉不詳。那個怪現象一直持續到戰爭末期……。

戰時文宣，右側為鼓吹青年響應國策前往滿洲拓荒的海報（攝於東京和平祈念展示資料館）

待續

註1：
「法國廟」即「大浦天主堂」（Oura Church/Basilica），位於長崎南端出海口的法國租借區。十九世紀後期，德川幕府被列強脅迫，結束長達兩百多年的鎖國體制，與歐美諸國簽訂條約，開放通商港岸，允許各國在租借區興建教堂。

註2：
「殉道真福之墓」，原文為「殉教者ジワンノ・ジワンナ・ミギル之墓」，直譯為「殉道者若翰、若雅納、彌格爾之墓」。1936年，浦上天主堂的教友募款立碑，設立於山里小學後方，舊浦上官道旁。紀念禁教時期為主捨命的一家人：若翰與若雅納夫婦和其子彌格爾。據傳，他們在當地接受慘絕人寰的刑求，仍堅守信仰，最後被處以火刑，慷慨致命。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願和平

原爆後的長崎浦上天主堂殘壁，與通往希望的臨時鐘樓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
11點2分
在長崎

苦難依然持續
哀禱也仍在持續

身在台灣
想著長崎的朋友們

那些曾經經歷原爆、現在已經安眠休息的人
那些在蘑菇雲下失去至親、畢生切切想念的人
那些肩負和平使命、化悲傷為動力的人
那些年年穿上黑衣、前往和平公園參加紀念式典的人

願長崎成為世界上最後一個原子彈受害之地
願長崎是終結，也永為終結

願和平

憩息於長崎和平公園雕像指上的鴿子

螢火蟲的足跡（上）

動人心弦的戰爭名作《螢火蟲之墓》（攝於西宮市滿池谷之紀念碑）

前言

　又到了新的一年。

　回顧甫過的2022年，最令人痛心的消息恐怕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發起的戰爭。新聞畫面連日可見戰火下驚惶無助的身影、深鎖於百姓眉眼間的恐懼。

　「戰爭是愚蠢的！戰爭沒有輸贏，只有毀滅！人之所以活著，絕不是為了爭戰。願和平！願永遠的和平！」

　這是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永井隆醫師在遺作中聲嘶力竭的呼籲。可惜的是，今日距離二戰終結已將近八十載，人們卻尚未從歷史中習得教訓。

　經歷過戰爭的人，以文學、影像、音樂、繪畫…等形式留下生命記憶，傳承給有幸活在和平年代的你我。諸多戰爭文學中，短篇小說《火垂るの墓》（螢火蟲之墓）宛如暗夜裡熠熠生輝的火花，留給讀者難以末滅的印象。日後，長年與宮崎駿搭檔的導演高畑勳（Isao Takahata）將之改編為同名長篇動畫，已是舉世皆知的經典名片。

　《螢火蟲之墓》的原作者是野坂昭如（Akiyuki Nosaka 1930-2015）。

　日文中，螢火蟲的漢字原為「螢」（Hotaru），野坂昭如卻刻意使用古老語法的同音辭「火垂る」，並在其後銜接「墓」字，有意藉螢光暗喻空襲時漫天降落的燃燒彈。小說情節奠基於作者的個人體驗，故事中那個經歷了1945年6月5日神戶大空襲的14歲男孩，幾乎就是野阪自己的寫照。

　那一天，短短一個半小時內，美軍在神戶市東側投下3080公噸的燃燒彈。

　3080公噸究竟有多少？光憑這個面無表情的紙上數字，恐怕讓人難以捉摸。舉個簡單的比方：平時公路上常見的最大型貨櫃車重約10公噸（10,000公斤）。單是想像當日竟有超過300輛如此龐然大物、滿載著炸彈從天而降，就讓人不寒而慄。空襲過後，神戶一帶幾乎被夷為平地，「死傷慘重」一辭完全不足以形容。作家陳舜臣、妹尾河童、漫畫家手塚治虫等人都曾親身經歷，日後多在作品中對這場慘絕人寰的大空襲有所著墨。野坂昭如亦然。

1945年6月5日美軍在神戶港投放燒夷彈
（相片為美軍所攝，資料取自wiki百科）

　去年夏秋，筆者基於居於大阪的地利之便，走訪了《螢火蟲之墓》的相關場景。其中許多地方是初次造訪，另有多處則是我經常路過、卻從未意識過的所在。這一回，隨著螢火蟲正視戰爭的足跡，不禁唏噓。

　高畑勳導演在將《螢火蟲之墓》改編為動畫時，曾經表示：「本作絕非單純的反戰電影，更無意藉著描繪可憐的戰爭受害者來賺取觀眾的熱淚。這部片子描述的只是兩個極為普通的小孩子，因著生於戰時而走過的悲劇人生。」

　《螢火蟲之墓》表達人類與生俱來對和平的渴望。讓我們跟隨螢火蟲閃爍的足跡，悄悄窺探那個不堪回首的時代 ……

三宮（Sannomiya）

《螢火蟲之墓》重要場景之一的阪急三宮車站

故事裡的三宮車站

　「昭和20年9月21日晚上，我死了。」

　《螢火蟲之墓》的故事開端，始於十四歲男孩「清太」之死。地點在神戶市的JR三宮車站。

　港都神戶（Kobe）是日本兵庫縣的首府，自古與鄰近的大阪、京都並列為關西地區的核心重鎮。「三宮」地區是神戶市內最繁忙的政經中心，地名取自歷史悠久的「三宮神社」。舊日本國鐵JR的三宮車站落成於1931年，建築風格華麗，地上鋪設幾何圖案的花磚，寬廣的室內林立巨大圓柱，柱頭雕著花草，柱身貼著裝飾用的彩磚。

戰前的JR三宮車站，可見雕刻華美的圓柱頭
（相片取自wiki百科）

　故事開頭的1945年9月21日，JR三宮車站經歷過多次的空襲與掃射後，早已失去原有的光彩。廊柱表層的磁磚剝落，露出粗糙的灰色混凝土。每一根三尺見方的圓柱腳下都坐著一名孤兒，好似依偎著母親。

　清太在半個月前來到三宮車站，就如同其他戰爭孤兒，就那麼生了根似地離不開了。那是他們僅有的容身之處，雖然偶遭驅趕，卻有水可喝、有地可睡；此外，那裡也有令他們眷戀的雜沓人聲。

　清太氣若游絲，弓著背癱坐於柱旁，雙腳直直擱在前方。路過之人聞到異臭，慌亂地繞道而行。他已經將近一個月沒洗澡了，身下糞尿橫流，骨瘦如材的軀體內，卻連爬往廁所的最後一絲氣力也蕩然無存。當夜，清太驚奇地發現水泥地板近在眼前，完全沒意識到是自己橫倒在地。他看著地上的灰塵在自己的呼吸下微微顫動，然後就那樣死了。

　車站人員在清太長滿蝨子的纏腰布內，找到一個小小的水果糖鐵盒，試圖打開盒蓋，卻因鐵鏽而束手無策……他搖了搖糖盒，只聞「喀啦喀啦」聲響，遂擺出投球姿態，將它遠遠拋向站外夏草叢生的陰暗處。糖盒落地時震開了蓋子，撒出白色粉末和三塊小小的人骨。草裡的螢火蟲受驚飛起，慌亂地閃爍了二、三十下，不久後戛然止息。（摘譯自《螢火蟲之墓》／野坂昭如）

　糖果盒裡的白骨，是清太剛滿四歲的小妹妹「節子」，一個月前死於西宮市滿池谷蓄水池邊的防空洞。節子的死因與哥哥相同，都是因極度的營養失調而衰弱致死。

　簡而言之，就是活活餓死。

　就這樣，故事的開端是死亡。

　在那之後，則以倒敘的方式回顧，述說生命如何緩緩地走向死亡……

故事中，車站人員拋棄糖果盒的JR三宮車站中央口

今日的三宮

　今日的三宮，依舊是神戶市最時髦也最繁忙的中心地帶。高樓林立、燈火通明、來往人車絡繹不絕。雖然如此，光鮮亮麗的表面卻未掩盡戰爭留下的爪痕。

　私鐵阪急三宮車站的月台上方，留有多處空襲時炸彈貫穿鐵皮屋頂的痕跡，以及受熱扭曲變形的鋼筋鐵骨。連結阪急與JR車站的高架橋鋼板上，竟還清晰可見在機關槍掃射下、子彈由北而南穿透的大小彈孔，怵目驚心。

　至於被野坂昭如設定為開頭場景的JR三宮車站，多次改建後外觀固然已不復往昔，基本的建築架構卻沒有多大差異。當年如戀母般依偎過無數戰爭孤兒的三尺見方圓柱，在做完防震加工處理後也被刻意保存下來，以熟悉的樣貌繼續支撐新時代的交通動脈。

三宮鐵道高架橋上令人怵目驚心的機關槍掃射彈孔

阪急三宮車站的月台屋頂，留有多處燒夷彈貫穿的痕跡

車站裡的浮浪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二次大戰終結。

　在那之後，國內處處可見戰爭最大的犧牲者：因為失去父母等庇護者而流落街頭的戰爭孤兒，竟被鄙稱為「浮浪兒」。戰後的民生極度蕭條，糧食匱乏，就連成年人也難以維生，大批毫無求生能力的幼童因此餓斃。

　1948年2月1日，日本政府做了一次大規模調查，結果顯示除沖繩外，國內尚有12萬3,511名倖存的戰爭孤兒。然而，那只是水面上的統計數字，並不包括餐風露宿、居無定所的「浮浪兒」。

　「浮浪兒」為了避寒，通常聚集在較溫暖的車站或地下道。那些地方的生存競爭激烈，有些搶到好位置的孩童，為了怕如廁時被人佔去睡鋪，只好就地便溺，衛生環境極為惡劣。年幼和身體較虛弱的孩子接二連三地死去，睡在隔壁的同伴往往無法見到隔日的天光。

今日的JR三宮車站圓柱

節子的水果糖

　裝了節子骨灰的水果糖鐵盒，可說是貫穿《螢火蟲之墓》最重要的道具。

　「佐久間水果糖」（サクマ式ドロップス）源自明治41年（1908年），一位名叫佐久間惣治郎的和菓子師傅，自英國進口的糖果中取得靈感，獨自研發出國產的半透明彩色水果糖，口味包括草莓、檸檬、葡萄、蘋果、柳橙、鳳梨、薄荷…等。

　1931年起，「佐久間水果糖」開始以鐵罐型式販售，極受歡迎。糖果吃完後的空盒也很搶手，常被孩子們拿來當撲滿或裝彈珠玩。野坂昭如也多次在作品中提及，自己曾在空糖罐中存放銅板。昭和63年（1988年），為了配合高畑勳改編的《螢火蟲之墓》動畫上映，佐久間製菓公司推出印有節子圖案的復古造型鐵盒。

　「佐久間水果糖」品質優良，老少咸宜，又可長期存放，二戰期間常被拿來放進寄往前線的勞軍袋中。直到今日，許多日本人在家中備置防災食品袋時，亦不忘放入一罐「佐久間水果糖」，以備不時之需。

 註：佐久間製菓公司於2023年1月20日結束營業，正式走入歷史。

印有節子圖案的復古造型「佐久間水果糖」

神戶大空襲

　二次大戰末期，取得制空權的美軍開始在日本本土進行戰略轟炸。

　自1945年1月3日起，神戶及其周遭地區在八個月內一共遭受128回美軍轟炸。這些轟炸有別於從前針對軍事設施或軍備工廠的重點襲擊，而是在一般百姓居住生活之地，施行地毯式的無差別攻擊。其中，3月17日、5月11日、6月5日這三日的「大空襲」規模最大，兵庫縣內的大小城鎮被投下共計十數萬枚的「燒夷彈」，神戶一帶幾乎被夷為平地。

　所謂「燒夷彈」（incendiary bomb），指的是裝填汽油等燃燒劑、以縱火為主要目的之燃燒彈總稱。其中，名為「M69」的燒夷彈是二戰時美軍為了攻打日本而專門研發的新武器。當時日本的建築物多為木造，大量投放燒夷彈可使滅火行動無力化，有效摧毀都市機能。「M69」重約2.7公斤，口徑7.6公分、長度約為51公分；鋼皮包裹的彈身是六角柱體，帶有信管與棉紗尾翼。每19枚「M69」可束成一綑，上下兩捆（共計38枚）組成一顆大型集中彈。離開機體後約在600公尺高空散開，各自垂直落下，衝破屋頂引發火災。

　神戶一帶的連續轟炸，死者多過8,000人；約有14萬5千棟民宅被燒毀，55萬人罹災。

　飛機的數量多得難以數算，全都低空飛行，就連機身下方畫的粗線也清晰可見。機群從海上朝山飛來，機翼一偏，消失於西方天空後，旋即響起炸彈掉落的聲音。清太感覺四周的空氣密度陡增，嚇得動彈不得。忽地傳來喀啦聲響，一枚直徑約五公分、長約六十公分的藍色燒夷彈自屋頂滾落下來，像毛蟲一樣在路上不斷彈跳，一邊向四面灑濺燃油。 清太急忙躲回家中，卻發現屋內已經開始冒出黑煙，只好又匆匆逃往屋外。街景看來毫無異狀，彷彿從未發生過甚麼事。路上不見人影，前方人家牆邊還架著防火撢子與木梯。清太將妹妹節子重新揹好，決定先到防空洞找母親再說。他才跨出幾步，轉角那棟房子的二樓窗戶忽然竄出黑煙，在閣樓裡悶燒的燒夷彈也大冒火舌。庭院裡的樹木被燒得畢剝作響，烈焰順著屋簷流竄，不時掃下燃燒的遮雨板。周遭的視野漸昏，空氣也變得越來越灼熱。清太拔腿狂奔，依循事先安排的防空動線，沿著阪神鐵路的高架橋往東跑向石屋川的堤防。路上早已擠滿逃難的人群，有人拉著大型拖車，有人扛著棉被，還有一位老奶奶聲嘶力竭地呼喚著親人……（摘譯自《螢火蟲之墓》／野坂昭如）

M69燒夷彈組成之集中彈與內部模型
（攝於大阪國際和平中心）

美軍燒夷彈模型
（攝於大阪國際和平中心）

本作刊登於2023年1月《宇宙光雜誌》「書寧看日本」專欄

未完待續

奧斯威辛的花冠～馬希連國柏神父小傳（七之六）

第六篇：準備、工作、與受難

(刊登於2021年10月《宇宙光》雜誌上的作品／文、圖、攝影：許書寧)

前情提要：

　1930年春天，波蘭的國柏神父帶著數名修士來到日本，發行月刊，開始以文字福傳的生活。抵日一年後，他們在長崎市郊的本河內購買土地，胼手胝足地興建了「聖母的騎士修道院」…

修士們與當地木匠一起興建聖母的騎士修道院（攝於長崎本河內聖國柏紀念館）

　認識國柏神父的人，對他的印象總脫不了溫暖、謙和與微笑。

　有人說，聽告解時的國柏和藹可親，好似溫柔撫慰愛子的母親。也有人說．國柏對待修士宛若慈父，從來不曾發怒或說出傷人的重話。神學院的學生們憶起老師，總是驚嘆於他的耐心與風趣，不厭其煩地以淺顯的比喻傳遞真理的奧秘。

　有一次，年輕的羅慕德修士臥病在床，身心飽受煎熬。國柏想盡辦法為他解悶，遂將雙手攏在袖中，一臉神秘地前來探病：「孩子，你想瞧瞧『世界還沒見過的東西』嗎？」羅慕德修士好奇不已：「想，當然想！」國柏於是抽出手來，露出握於掌中的生雞蛋。只見他「叩！」地一聲敲開蛋殼，笑瞇瞇地遞上前說：「哪，就是這個。剛才，世界還沒有看過這顆雞蛋的內部。」直到晚年，羅慕德修士還清楚記得恩師那充滿哲學思考的幽默感。

節錄：『微笑的秘訣』／永井隆（註1）

　長崎市本河內彥山的山麓上，有一座「聖母的騎士修道院」。直到昭和十年（1935）左右，人們才漸漸意識到它的存在。

　我初訪該處時，國柏神父正在房內伏案而坐。那地方美其名為「房」，實際上卻是僅容得下兩三人的陋室，我甚至以為那裡是儲藏間。

　房內除了十字架、聖母像、聖經、祈禱書、文件與紙筆外，幾乎沒有其他物品。神父敞開雙臂，好像全身都在微笑似地迎接了素未謀面的我。他的手掌又大又熱，恐怕帶著38度以上的高燒。我大吃一驚：

　「您病了嗎？」

　「醫生，請您看看好嗎？」

　神父面不改色，溫和地笑著說。於是，我掏出聽診器來為他檢查，結果讓我更加驚愕：

　「不好了，神父！您的兩邊肺部都被結核菌侵蝕了，非常嚴重，得趕緊進行療養才行。」

　神父依然微笑，靜靜地說：

　「謝謝您，醫生，您真是名醫。的確，我曾在羅馬、波蘭和其他國家就醫，當地名醫所說的也和您一模一樣。嗯…大約從十年前開始吧，診斷結果就沒變過。」

　「甚麼！已經十年了！」

　我禁不住驚呼，重新定下心來仔細觀察。這才發現神父的臉上雖然掛著微笑，呼吸卻顯得吃力。透過聽診器傳來的激烈喘鳴聲在我的耳中繚繞，揮之不去。國柏神父長年背負著如此重病，竟能奔走世界，致力於繁忙的聖母騎士福傳工作；而他的病情十年來維持現狀，既沒惡化也未好轉。這些情況，都難以用醫學常識來解釋。被結核菌侵蝕的五分之四肺部已經失去正常功能，再加上從不間斷的高燒…若換成一般人，早就因為呼吸困難而臥病在床了。

　我感到十分疑惑，偏頭苦思。神父似乎看穿了我的不解，笑著舉起繫於腰間的玫瑰念珠，快活地說：

　「是這個。我靠的全是這個。」

～摘譯自《原子野錄音》聖母文庫出版／永井隆著。

國柏與永井隆，兩位聖者的對話

　有趣的是，國柏的微笑固然令人如沐春風，相片中的他卻總是眉頭深鎖、雙唇緊閉、神情肅穆，往往讓不識者產生「不苟言笑、難以親近」的印象。關於這點，與國柏長年共事的謝爾爵修士笑著解釋：「神父之所以繃著臉，純粹只是出於緊張，在鏡頭前怯場罷了。」畢竟，當時攝影技術尚未普及，對於庶民而言還是充滿未知的神祕新科技。

　國柏不僅「害怕」照相，更「害怕」打針。

　這位可敬的神父體弱卻過勞，渾身是病。除了前述的肺結核與高燒外，更長年飽受頭痛、喀血、失眠、神經失調、營養不良、皮膚囊腫、腹痛…等折磨，簡直就像一部疾病的百科全書。他經常得接受緊急注射治療，可說是醫院「常客」。問題是，國柏天生害怕打針，只要看到醫師舉起針筒，就會不由自主地打顫，臉色蒼白，冷汗直流。陪伴就醫的年輕修士見他每次見針就抖個不停，忍不住打趣：「神父，這事沒辦法，別人幫不了忙，只能靠您自己忍耐啊。」國柏從未辯解，垂目低首，羞怯地笑得像個小男孩。

　怕照相、怕打針…

　這些充滿人性的「弱點」瑕不掩瑜，反而讓國柏這位聖人更顯親和。

害怕打針的國柏神父

聖母的牛奶糖

　彥山山麓本河內的聖母騎士修道院，奠基至今已過九十載。寬廣的境內除了修院、聖堂、出版社、聖物店、以及國柏在後山開設的聖母泉外，另有高中及幼稚園兩所學校，頗負盛名。修院一隅設有「聖國柏紀念館」，免費展示聖母騎士的相關物品。

　紀念館的正中央有個木造小房間，擺放著國柏神父使用過的桌椅。那組樸實的木製桌椅出自傑諾修士之手，做工正如其人，不拘小節卻扎實耐用，是唯一能見證草創初期艱困歷史的珍貴文物。在長崎的六年期間，國柏除了教學和撰稿外，幾乎天天坐在那張書桌前振筆疾書，四處寫信「要錢」。

　「我們沒錢，只好去公共汲水場取水。天氣一熱，汲水場四周常見上半身打赤膊的婦女，不堪入目。若要接引自來水管進修院，又得花上一百三十元…」

　「修院後部緊鄰山崖，不打通就難以採光；再加上梅雨時節，泥漿老是沿著山壁灌入屋內，很傷腦筋。我們人少，分身乏術。若要雇人幫忙處理，得花兩百塊錢…」

　「手邊只剩六十八塊錢了。繳不起電費，只好靠手動操作印刷機。今天有一名修士喀血，恐怕得了肺病…」

　「我老是寫信要錢，肯定讓您厭煩。但是，我們真的亟需用錢，這裡卻又找不到可以商借資金的人。修院的牆壁處處是裂縫，尚無餘力興建圍牆…」

國柏神父使用過的桌椅（攝於長崎本河內聖國柏紀念館）

　本河內修院草創初期，生活費幾乎全仰賴波蘭母院的資助。國柏的弟弟亞豐索神父接管聖母城時，尚能穩定支援兄長的海外福傳事業；無奈國柏赴日不久後，亞豐索就因病猝逝。另一方面，日文版《聖母騎士月刊》的訂戶固然穩定成長，收入卻絲毫未增。因為，國柏創辦雜誌的理念在於福傳而非營利，堅持以低於成本的推廣價販售。關於雜誌定價，可由下述插曲略見端倪：

　有一回，國柏用德文問歷史學者田北耕也先生：

　「日本政府到現在還在迫害基督徒嗎？」

　「甚麼？發生了甚麼事？您怎麼會這麼想？」

　「我申請『第三種郵便物』（日本郵政中適用於定期發行出版物的特殊郵資）已經超過五個月了，到現在還沒得到許可。」

　「不被核准，肯定有理由。這樣吧，我和您一起去郵局問問。」

　長崎郵局的分局長見到終於來了個可溝通的人，如釋重負。他急切地說：

　「唉呀，無論我怎麼解釋，這位外國先生就是聽不懂…他堅持把雜誌的價格訂為兩分錢（註2）。郵資本身就要兩分錢，扣掉後不就等於免費贈送？問題是，『第三種郵便物』只適用於有償出版品，不包括免費雜誌啊。任憑我說破了嘴，就是無法讓他明白…」

　真相大白後，國柏點頭說：「那就把雜誌訂為兩錢五厘吧。」

　「五厘…」田北先生說：「這種價位太奇怪了。」

　國柏低頭沉思許久，好不容易才說：「沒辦法，就訂為三分錢吧。但是相對的，雜誌的頁數也得大幅增加。」

在書桌前振筆疾書的國柏（攝於長崎本河內聖國柏紀念館）

　草創時期的聖母騎士修院空間優先用於印刷事業，修士們只能在狹窄的閣樓打地鋪。屋頂的瓦片參差不全，仰頭就能看見星空，雨雪則直接穿堂入室。身材高大的修士睡迷糊了，起身時往往一頭撞上橫樑。

　廚房的設備簡陋。有一回，早坂主教前來探視，國柏吩咐當日負責伙食的修士準備餐點迎賓。問題是，修院不僅食材匱乏，也沒有像樣的餐具或足以待客的座椅。伙食修士苦惱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後竟然乾脆「離家出走」，躲到竹林中逃避現實。

　每當有人上門討債，接待者往往是傑諾修士。只見他友善又熱誠地迎接債主，問心無愧地攤開空空的雙手，拼湊著有限的日文單字說：

　「對不起…沒錢……瑪利亞…還沒…送錢來…請再等一等。」

　後來，某位紙廠員工忍無可忍，破口大罵：

　「瑪利亞，瑪利亞，那個叫瑪利亞的傢伙到底在哪裡？又是多有錢的大金主？我已經來三次了，每次都得到同樣的回答！」

國柏在本河內修院後山興建聖母泉

　這群彥山山麓的小窮人一無所有，過得青黃不接。除了實質生活的匱乏外，國柏個人還得面對病痛、過勞、水土不服、孤獨、誤解、弟兄不合、理念衝突等身心折磨。在長崎的六年生活，對他而言宛如修練期，每個時刻都是練習致命的準備。他曾在信中寫道：

　「如果說，波蘭的聖母城內藏著一隻魔鬼，這裡恐怕有十隻！因為，魔鬼很清楚我們來日本的目的…」

　儘管如此，國柏在客觀描述完艱苦現狀後，卻總能將視線拉向更高的境界：「讚美聖母！五月中，她天天給我們『牛奶糖』吃。」

　在那物質短缺的年代，牛奶糖可說是最甜蜜的奢侈品，象徵著痛苦後的撫慰與滋養。苦痛本身並非價值，願意為愛受苦的勇氣與力量卻是來自上天的賞賜，亦是至大的恩寵與甘飴。國柏從未具體描述「聖母的牛奶糖」為何，卻因那神秘的恩賜走得愈加堅定，在痛苦中不失微笑。

風雨前的寧靜

長崎，再見！

　1936年春天，國柏奉命返回波蘭參加管區會議。

　離開日本前，他似乎知道自己將一去不回：「現在，世界好似風雨前的寧靜。雖然如此，對於我們這些已將自己奉獻給聖母的人而言，無論將來發生何事，頂多就是交出性命而已。即便致命，對我們而言也是好事。」

　途經上海時，國柏寫信給留在長崎的弟兄：「親愛的孩子們，當船逐漸遠離港岸時，我的心中浮起一個念頭：或許這是看這片土地的最後一眼了。想著想著，不覺熱淚盈眶…」

　管區會議的結果是，國柏再次被任命為波蘭聖母城的修道院長。那個決定出自長上的好意，因為國柏的肺結核嚴重惡化，經常喀血，健康狀況已不堪繼續留在潮濕悶熱的日本。新任命讓國柏很感為難，因為他原渴望葬身於殉道者的國度，也放心不下在長崎單打獨鬥的弟兄。但是，他依然柔順地接受了長上的安排，從此留在煙硝味漸濃的波蘭。

　特雷辛村的聖母城興高采烈地迎回睽違六載的創始人。當時可說是聖母城的全盛時期，修院規模蓬勃發展。院內住著將近七百名修士，幅員廣闊，甚至得靠自行車代步聯繫。國柏卻不醉心於聖母城的成功，反而時時告誡：「戰火已迫在眉睫，我們該做好心理準備。」他更頻頻寫信提醒長崎的修士們：「戰爭一旦開始，這裡的經濟援助隨時可能斷絕。你們要及早做好自立的準備。」

　1939年8月底，國柏在講道中對弟兄們說：

　「人生可分為三個階段：準備、工作、與受難。不久後，我即將步入第三階段，我不知道自己將會在哪裡、被甚麼人、以甚麼方式對待…無論如何，我卻願意死得像個聖母的騎士，也希望你們都能如此。試想，哪裡還有比這更貴重的使命？耶穌不也說過，再沒有比為朋友捨命更大的愛情了。」

　9月1日清晨，德軍由北、南、西三方向入侵波蘭。

　黑暗的時代開始了……

今日的波蘭聖母城(Niepokalanów)

待續

註1：永井隆博士（Takashi Nagai 1908-1951）

天主教徒。出生於日本島根縣，二十歲進入長崎醫科大學就讀，長期研究放射線醫學，因而罹患血癌。1945年6月診斷出已是癌症末期，僅剩三年餘生。同年8月，因長崎原子彈爆擊而身受重傷，與愛妻死別。1946年起病重臥床，留下大量著作，呼籲「愛人如己」與「和平」。1951年5月1日過世。

註2：

1930年代的日幣幣值，若對照物價變動換算成今日的臺幣，日幣「兩分錢」約為臺幣10元，日幣「五厘」則不到臺幣3元。

國柏神父的「長崎日記」（攝於長崎本河內聖國柏紀念館）

長崎的「膨包」

五島「コンタツ堂」的膨包

長崎的「膨包」
是我多年來很希望有機會嚐嚐的甜品

「膨包」是我姑且翻成的中文譯名
原文的稱呼因地而異
長崎多半稱之為ふくれまんじゅう
五島則叫做ふくれもち
總之
指的就是一種裹了紅豆餡、外皮膨鬆柔軟的甜包子

第一次得知「膨包」的存在
是在永井隆博士的著作中
書中寫到長崎的基督徒有個習慣
每逢8月15日聖母升天節
家家戶戶總會蒸上許多甜蜜的「膨包」
以資慶祝

二次大戰末期
永井隆夫婦將年幼的兒女送到山上避難
永井夫人最後一次上山探望孩子時
女兒緊抱著母親不肯鬆手
永井夫人摸著她的頭髮柔聲勸慰：
「乖，要聽話。下次媽媽來時，會帶炸天婦羅和茅野喜歡的膨包來喔！」

8月9日那一天
原子彈奪走了母親的許諾

兄妹倆心急如焚地等待
最後來到他們眼前的卻不是慈母親手揉製的膨包
而是「被裝在罐罐裡的媽媽」

五島水之浦天主堂的聖母泉

蘆屋天主堂的教友中
有一位永遠笑容滿面的赤石奶奶
聊天中得知她出身長崎五島
最懷念的就是故鄉的家家戶戶在聖母升天節吃的膨包

「膨包用的是五島才有的生酵母，有一種特別的香氣。」
赤石奶奶瞇著眼回憶：
「膨包剛蒸好時，空氣中充滿生酵母的氣味。裏頭的豆餡甜蜜蜜，外層的白麵軟綿綿，好好吃啊！」

長崎人蒸膨包時
會在下方墊一枚菝葜葉
那是九州隨手可得的植物
經常被當地人拿來包裹饅頭麻糬或三色丸子
純樸又環保

墊在膨包下方的菝葜葉

前陣子造訪五島
覓得一家在福江島上接待朝聖者的小聖物店
店主每天會蒸上一籠新鮮膨包
讓旅客有機會品嚐那款在地的好滋味

抵達時尚早
遂與和氣的女主人聊了一會兒天
談著談著
膨包就蒸好了
女主人高高興興地將蒸籠舉給我看：
「哪！好了喔！要幾個？」

剛出爐的膨包熱呼呼的
小店內頓時充滿某種未曾經驗卻叫人懷念的香氣
等不及放涼
湊到嘴邊就是一口
被甜而不膩的豆餡給燙了舌頭
白麵鬆軟卻帶筋
越是咀嚼越顯甘甜

原來
這就是長崎膨包的滋味
原來
這就是基督徒原鄉的八月記憶

淡泊卻甘甜
純樸卻芬芳
簡單卻叫人回味無窮

七十五年的長崎鐘聲

本圖引自2016年為日本《小鹿週刊》繪製的永井隆傳

2020年8月9日
從原子彈在長崎上空炸裂的那一天
至今已過整整七十五年
四分之三個世紀

清晨出門健走
一對夫婦與我擦身而過
微笑招呼早安
那位先生的腰間繫著一部小型收音機
擴音器裡飄出熟悉的旋律
叫我一時發楞停步

「慰め励まし長崎の…ああ長崎の鐘が鳴る…」
（是撫慰亦是鼓勵，啊…長崎的鐘聲響起）

那是「長崎的鐘」
以永井隆博士之被爆體驗為底寫成的歌謠名曲
能在今天
從一位陌生人身上不期然聽見這首歌
真是叫人感慨萬分的巧合

本圖引自2016年為日本《小鹿週刊》繪製的永井隆傳

今天的長崎和平祈念式典上
代表原爆受害者上台宣讀「和平誓言」的
是89歲的深堀繁美老先生

深堀先生出身浦上天主教家庭
當年是舊制中學三年級
借宿於大浦天主堂旁邊的拉丁神學校
戰時每天被動員到出海口附近的造船廠工作

原子彈炸裂的隔天中午
他得到許可返回老家浦上
沿途只見散落的白骨與僅剩車輪的電車
川裡層層堆疊著焦黑的人體
是生是死無從得知
腳邊不時傳來哀求「水…水…」的聲音
卻愛莫能助

浦上天主堂化為瓦礫
不遠處的老家也被夷為平地
14歲的深堀繁美失去了兩個姐姐和一對弟妹
他坦承
當時雖然目睹數不清的屍體
卻連一滴眼淚也掉不出
想是處於異常的精神狀態

在那之後好一段時日
所到之處總是充滿焚燒屍體的氣味
活著的人天天看著他人死去
「下一個就要輪到我」的恐懼盤據心中
久久不散

「我已經89歲了。
被爆者所剩的時日不多了。」

滿頭白髮的深堀老先生雙手微顫
嗓音沙啞：

「在被爆後75年、原爆受害者接二連三逝去的現在，
我願以教宗的話『必須廢絕核子武器』為糧，
決意繼續向世界申述信念：『讓長崎成為最後一個被爆地！』
我僅在此宣誓和平。」

每年來到的8月6日與8月9日
廣島與長崎

願和平

本圖引自2016年為日本《小鹿週刊》繪製的永井隆傳

 

 

 

 

 

 

 

 

 

 

永井隆的綠色櫻花樹

「那一天」的長崎新聞

長崎的杉本先生寄來一個包裹
箱中裝著幾疊原爆相關史料相片、
五島遊記與明信片、
兩個圓鐵盒裝的奶油捲心餅、
以及兩本厚重的長崎史書

箱中縫隙塞著緩衝用的舊報紙
拿出來攤平準備回收時順便瞧了幾眼
發現是「日本經濟新聞」和「長崎新聞」這兩份全國報與地方報

其中
「長崎新聞」的本地版格外吸引我注意
因為躍然紙上的多是熟悉的地名
查看日期
發現是令和2年4月12日的復活節
頓時讓這份報紙更顯光輝

我坐在地板上
敞開的包裹紙箱放置於身旁不顧
很是急迫地壓平報上的皺褶
就那樣讀了起來

大村推廣蔬果產品
諫早實施交通安全運動
五島開始採收春茶
雲仙的幼稚園兒學著用小鏟子挖竹筍
浦上的永井隆紀念館的「御衣黃」正在盛開……

島根縣三刀屋町永井隆誕生的老家

「御衣黃」來自島根縣三刀屋町
浦上的和平使者永井隆誕生的地方

那是一種相當罕見的櫻花樹品種
花心粉紅
花瓣多重
花朵的外觀卻是清新鮮嫩的黃綠色
長崎為了紀念永井隆博士
特別從他的家鄉引進數株「御衣黃」
栽植於紀念館、山里小學、以及浦上天主堂

現在
永井隆的綠色櫻花樹正溫柔地盛開

來自長崎的包裹
不期然帶來長崎春天的氣息
就在世界歡慶基督復活的那一天

長崎的晨光（攝於大浦天主堂）

 

 

 

 

 

 

 

 

 

死與生的學校

那天
買了一把小花
搭車去探望「老朋友」

在路面電車的「茂里町」停留所下了車
沿著坡道步行約5分鐘
就到了「坂本國際墓地」的入口處
永井隆博士與夫人綠女士安眠的地方

將花朵擺在他們的名字下方
靠近那兩組標明生死年份的數字邊
然後掏出玫瑰念珠
立在墓前祈禱
墓園入口旁是一座小公園
一位在附近施工的工人正坐在鞦韆上吃午餐
充滿好奇地觀察我的一舉一動

祈禱後
順道走入國際墓地散步
那裏很靜，很美
是一所不能再好的好學校
教導活人思想死亡

國際墓地裡沉睡著猶太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義大利人…
墓碑上以深淺不一的字體刻著各國語言的墓誌銘
他們出於各自的理由來自不同的地方
卻都化為長崎的一部分
歲月在墓石上留下侵蝕斑斑
好似數不清的淚痕

Henry K. Pieters是個來不及過一歲生日的嬰孩
墓上的文字並不多
被賜與　1907年4月12日
被帶走　1908年1月31日
最底端則是兩句簡短的話：

IS IT WELL WITH THE CHILD?
IT IS WELL.

出自舊約《列王記下》的對話

叔能婦人死了獨生子，前往加爾默耳山見先知厄里叟
先知自遠處看見，遂派遣僕人前去迎接問安：
「你好嗎？你的丈夫好嗎？你的孩子好嗎？」
婦人回答說：「好」

「你的孩子好嗎？」「好」

墓誌銘上的空白
悠悠述說著那段對白之後的故事：

婦人上到山上，來到天主的人跟前，就抱住他的腳；
革哈齊（僕人）前來想推開他，可是天主的人說：
「由她吧！因為她心中很痛苦。」

短短的文字
寫不盡一位喪子母親的哀哭
也蓋不住眼淚背後的希望

石砌的步道邊長著一株巨大的樟樹
墓園剛完工時
它肯定是棵點綴墓所的年輕小樹吧
在那之後有人出生，也有人過世
小樟樹長成了大樟樹
身上逐漸爬滿縱條的皺紋
它的身體強壯，力大無窮
在堅硬的地底下拼命伸展手足
以至於硬生生崩裂了整齊的石舖地
在地表上形成一個破碎的隆起

好強的生命力
在這眾靈魂沉睡的安靜墓園中

生與死
死與生

在這裡
沒有分別也沒有區隔
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
盡是生於灰土而歸於灰土
懷抱希望

 

 

 

 

 

 

 

 

 

 

 

長崎訪友

願和平！（長崎原爆資料館旁的雕像）

那一天
長崎下著小雨

搭乘路面電車
搖搖晃晃地來到長崎北端的浦上地區
在「茂里町」下了車
沿著山王通的坡道望上走
沒多久就抵達「坂本國際墓地」

「坂本國際墓地」的入口處
沉睡著一對我未曾謀面的好朋友：永井隆博士與夫人綠女士
綠夫人逝於原子彈掉下來的那一天
永井隆博士於1951年5月1日長眠
浦上天主堂舉行公葬的那一天
長崎市所有的教堂、寺廟、工廠、停泊於港邊的船隻…鐘聲與汽笛共鳴
眾人低頭默禱送別

永井隆博士是長崎市給出的第一號「名譽市民」
他與夫人合葬的墳墓卻樸實且平凡
不見雄偉壯麗的墓碑
也沒有歌功頌德的弔辭
只有一面緊貼於地的石版
簡簡單單地浮刻著「保祿永井隆」與「瑪利納永井綠」兩個名字
忠實遵照了永井隆留下的遺囑：

「我死後，或許有人願意來墳前看看我。
到時候，他們若必須仰頭觀看墓碑，豈不是太委屈了？
我並沒有做過任何值得瞻仰的大事，也不是甚麼令人景仰的人物。
我的墳不需要墓碑。為能安居人下，請將我的名字寫在地上。」

抵達時
永井夫婦墳上灑滿了被風雨打下的落葉枯枝與樹果
我拾了根小樹枝
將它們一一掃開
露出貼了青綠色瓷磚的墓石來

打掃完後
擺上出發前購得的兩朵玫瑰花
再掏出口袋裡的玫瑰念珠
置於兩個名字的中央
輕聲呼喚：

「永井桑，永井桑啊，
這串念珠曾經跟著我到過波蘭，
造訪過聖國柏神父的餓死牢喲！
我想，你們兩位現在肯定在一起吧。
並肩坐著，開懷笑著，在主內歡喜雀躍。」

俯身拾起唸珠
站在墳前唸了一串歡喜奧蹟的玫瑰經

雨不知在何時止了
陽光不時穿透雲層的裂縫
打下金黃色的溫暖光束

墓園緊鄰民宅
一戶人家的窗開了
老太太將上半身探出窗外
啪啪啪地抖落未乾衣物上沾染的灰塵

更遠處
墓園管理人弓著背
默默清理一個世紀前的老墳墓群
據說
那裡沉睡著許多因義和團事件喪命的法國士兵

那天早上
鳥兒歌唱得很是歡喜

我也高興
得了這麼一段與好朋友一起祈禱的珍貴時光

永井隆博士與夫人綠女士之墓（長崎坂本國際墓地）